监狱里的革命者用鲜血将“忠诚”镌刻在每个后人心中；监狱外，受到破坏的川东地下党幸存同志没有被叛徒的出卖和敌人的屠刀所吓倒，他们昂起头颅，前赴后继执著追求党的事业，他们的忠诚同样令人刻骨铭心。

这里就有一段这样的鲜为人知的真实的传奇故事。

大家可能还记得，当时重庆地下党曾经办过两份革命刊物，一份是《挺进报》，还有一份是《反攻》，它们都是重庆地下党与国民党反动当局斗争的主要阵地，后来因为根据对敌斗争的需要而充实《挺进报》的力量，《反攻》就停办了，但办《反攻》的一批地下党员当时已经有一个“特支”，书记叫吴斌，党员们都是些年轻同志。这个特支也受重庆市委领导，直接领导者正是负责学运工作的冉益智。由于特支书记吴斌等同志的机智勇敢，这部分的党组织和党员同志都完整地保存了下来，他们在失去上级领导、没有组织支持的情况下，依靠自我对党的忠诚，谱写了一个个英勇奋斗的传奇故事。下面是吴斌在解放后回忆革命最困难、中共重庆市委主要负责人连续出现叛变的1948年4月份之后的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948年4月的一天，上级党组织及“学生运动城中心与南岸区特别支部”的联系人“张某”匆匆赶来捍卫中学找我（我当时是该校教员）。我一见到他，就敏感到可能出了事故，因为通常接头都事先约定时间、地点，他极少到我的住所来。果然，他告诉我，有一个姓刘的重要干部被捕，特支要着手准备应变。

学生运动城中心与南岸区特别支部是重庆地下市委为了建立对这一地区学运的统一领导，以利于开展大规模的群众运动，而在1948年初成立的。上级党组织指定周应德、向洛新和我组成特支委员会，并指定我为书记。特支所属的组织主要有西南学院的党支部和“六一社”、市一中的“六一社”、渝女师的“六一社”。这几所学校在抗暴运动中已崭露头角，成为全市学运的重要据点或市中心地区学运的主要据点……

“张某”向我布置的具体应变措施是：一、立即通知周应德，刘某被捕，要他撤离重庆；二、由于被捕者不知道我，决定留我在原地坚持工作，但应轻装，将家属撤走；三、根据组织上得到的情报，渝女师“六一社”负责人罗宗哲正受到西南长官公署的注意，要尽快将她转移。“张某”走以后，我赶往地方法院找到周应德（他当时在该院任书记官），传达了上级的决定，经过商量同意了他本人提出的撤往南京的意见。接着，安排罗宗哲撤往江津白沙。又去《世界日报》社会见了向洛新（他在该报任编辑），把有关情况通知了他。随后，我妻子罗宗濬带着我们刚满月的女儿启程前往乐山她的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