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还说：由于政治腐败，大家不能不谈政治。但是要谈政治，又会受到腐败政治的仇视、摧残或利用，无奈之下只好不谈政治。但是面对一个缺乏公平和正义的社会，大家又到哪里去讨个公道呢？想来想去，他认为“现在我们所能勉强提出的一个办法，就是‘提高学术’”。但由于人才不足，经费不能保证，因此要通过“‘提高学术’来唤起精神，养成一个学术化的学风，谈何容易”。（同上，第78 页）

1924 年11 月，蒋梦麟在《晨报》发表《知识阶级的责任问题》，进一步讨论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文章首先指出：知识界是否能成为一个阶级，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在社会上要有相当的势力，二是本身要有一个团结的组织。然而现在的中国知识界，人数既少，组织也流于形式，根本无法形成一个阶级。

蒋梦麟分析说，全社会对知识界的期望是解决目前的政治问题，以减少贪官污吏给他们造成的“切肤之痛”。但是知识界却认为，要改良政治，就要先改良社会；要改良社会，就要先从学术、思想、文化上下工夫，否则就会陷入治标不治本的误区。对于知识界的这种看法，蒋梦麟觉得就好比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不可能有一个正确答案。因此“我们只好说，鸡是蛋所生的，蛋亦是鸡所生的。有了好鸡，自然能生好蛋；有了好蛋，自然能生好鸡”。基于同一道理，他认为：“社会能影响到政治，政治也能影响到社会；社会能影响到学术，学术也能影响到社会。无论从哪一方面做起，都是有效的。”（同上，第67—68 页）

他还指出：现在的问题是“许多人看见实际问题解决的困难，知道唱几句社会和学术的高调，最容易缴卷，就把学术和社会的研究，作为避世的桃源。或者钻进学术和社会的研究里面，忘了应世的目的”。结果，不是“养成万恶的政治”，就是产生“一班不切世务的迂儒”。（同上，第69 页）这对学术和社会，都有害无益。

此外，蒋梦麟提出知识界参与政治的界限和条件。所谓界限，主要是不可忘记的本职工作，否则就会失去自身的价值，也不可能改良政治。所谓条件，则是不参与维持现状的政治，也不能因为参与政治而妨害学术研究。蒋梦麟八十多年前发表的这些意见，至今仍然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