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无为”，并不是什么也不干。胡适上任时，全校共有三百多学生，分散于四个学院十七个系，致使学校经费异常困难。为此，他大刀阔斧地裁掉工学院、法学院和经济系，只设文理学院和社会科学院以及中文系、外语系、哲学系、数理系等七个系。为了沟通文理，他亲自兼任文理学院院长，让有志于数理的人学点文史知识，有志于文史的人学点自然科学。事实证明，胡适的这一做法效果很好，比如吴健雄当年是数理系的学生，却肯在文科方面下很大工夫。有一次她还在胡适指导的作文课上获得一百分，这件事不仅对吴健雄的影响很大，也成为胡适津津乐道的话题。

沟通文理不仅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素质，而且还涉及教育的目的何在。简单说，过早接受专才教育，不仅会因为知识面狭窄而难成大器，还容易成为会说话的工具，不会思考的奴隶。这一点，我在《清华大学与通才教育》等文章中已经屡有申述，在此恕不赘述。

为了提高教学质量，胡适请来一大批著名的学者前来任教，其中有人们熟悉的高一涵、张慰慈、杨亮功、罗隆基、梁实秋、郑振铎、陆侃如、冯沅君、全增嘏、叶公超、饶孟侃、黄白薇等。这里特别要指出的是胡适用人不仅看学历，更注重学力。比如他当时延聘沈从文，人们就有非议，觉得沈仅仅是小学毕业，又没有学术论文，怎能到大学上课？何况沈从文还不善言辞，第一次登台就因为胆怯，在讲台上站了十分钟说不出一句话，搞得非常尴尬。但是胡适却坚信自己的眼力，后来沈从文也的确是深受学生的欢迎。这在今天简直是天方夜谭，是不可思议的事。在胡适的努力下，中国公学很快改变了过去的形象。一年间，学生由三百多人猛增至一千三。后来，一位学生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中国公学我不敢说它好，但我可以说它奇特，为什么呢？思想自由，教职员同心协力，有向上的精神，没腐化的趋势，就凭这点，在全中国可说是找不到的。”他还说，我的进步应该“感谢您和陆先生（侃如）、沈先生（从文）的思想言论”。（白吉庵著《胡适传》第27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