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局面的形成，首先与胡适对“党化教育”的抵制有关。推行“党化教育”是国民党掌握政权后的基本国策。1929 年4 月颁布的《中华民国教育宗旨及其实施方针》指出：“各级学校之三民主义教育，应与全体课程及课外作业相贯连……以收笃信力行之效。”（《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第45 页，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随后公布的《三民主义教育实施原则》规定，在大学设立党义课程的目的是：“一，应以阐扬孙中山先生全部遗教及本党政纲、政策及重要宣言为主要任务。二，应以理论事实，证明三民主义为完成国民革命，促进世界大同之唯一的革命原理。三，应依据三民主义，比较批判其他社会主义学说。”此外，大学生还要“一律参加孙总理纪念周及其他革命纪念日，以增进爱护党国之精神”。（同上，第53—54 页）

把一个人或一种思想神圣化，是专制制度的主要特征。它的目的，就是让全体国民变成不会思考的驯服工具。面对这种局面，胡适采取了抵制的态度。罗尔纲回忆说，在中国公学读书时，“进了学校，首先使我痛快的，是不挂国民党旗，星期四上午不做国民党纪念周”（《师门五年记·胡适琐记》第89 页，三联书店1995 年版）。

胡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只要看看任鸿隽在《独立评论》上发表的两篇文章，就明白了。他说：“教育的目的，在一个全人的发展；党的目的，则在信徒的造成。教育是以人为本位的，党是以组织为本位的。”因此当人的利益与组织利益冲突的时候，自然要牺牲人的利益了。（《独立评论》第三号）在以人为本这方面，胡适堪称大学校长的楷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