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立良好学风，已经成为当今学界的一句口头禅。但什么是良好学风，却似乎无人追究。胡适担任校长后，同事们办了个《吴淞月刊》，“目的在于鼓励我们自己做点文字”。为此，他在发刊词中立了“两条戒约”：第一要小题大做，不要大题小做；第二“要注重证据，跟着事实走，切忌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胡适全集》第三卷，第707 页，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年版）

关于前者，既是老生常谈，也是胡适的一贯主张；至于后者，却需要多说两句。

早在五四时期，胡适就写过《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这件事似乎早已成为定论，但是仔细读一读他的文章，就会有另外的感觉。事实上，当年胡适反对的正是“一切不曾分析过的抽象名词”。他认为只知道高谈主义却不想研究问题的人，是“畏难求易”的懒汉；而“偏向纸上的主义，是很危险的”。（同上，第一卷，第324—328 页）

1928 年7 月，胡适决定继续担任公学校长时，写了一篇题为《名教》的文章。这篇文章是“问题与主义”思想的继续。文章说，所谓“名教”，就是信仰“名”、认为“名”是万能的一种宗教。什么是“名”呢？胡适认为“名”就是字，或曰文字，而名教就是崇拜文字的宗教。他说，名教的具体表现不可胜数，从古人生辰八字、名号避讳，到如今的标语口号，都是名教的“正传嫡派”。比如贴一张“打倒帝国主义”，与豆腐店老板贴一张“对我生财”完全一样。他还说：“南京有一个大学，为了改校名，闹了好几次大风潮，有一次竟把校名牌子抬了送到大学院（按：当时的教育部）去。”（同上，第三卷，第66 页）可见直至今天，我们并没有摆脱名教的束缚。多少年来，我们一直生活在名词术语和标语口号中，而前几年流行的大学改校名，也是一种名词崇拜。遗憾的是，许多人并没有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如何才能改变这种状况呢？除了上述“两条戒约”外，胡适还在1928 年写过一篇《治学的方法和材料》，其中谈到治学既要有科学的方法，又要有鲜活的材料。所谓科学的方法，就是“尊重事实，尊重证据”，即“大胆假设，小心求证”；所谓鲜活的材料，则是要摆脱纸上的学问，从故纸堆中走出来，到科学试验室里去寻找材料。只有这样，才能摆脱名教的影响，建立良好的学风。后来，他在学校以“怎样医治浪漫病”为题举办讲座，谈的也是这个问题。他告诫学生：浪漫病就是懒病，懒人没有做学问的兴趣；只有打破浪漫病，才能研究学问。（白吉庵著《胡适传》第354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