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不想组织政党，不想取什么政党而代之，故对现在已得中国政治权的国民党，我们只有善意的期望与善意的批评。我们期望它努力做得好。因为我们期望它做得好，故愿意时时批评它的主张、组织和实际的行为。批评的目的是希望它自身改善。”

在这篇文章中，胡适还谈了以下几个问题：第一，党的地位应该同民治国家的议会相仿；第二，各级党部的经费应该靠党费支付，党的机关应该大大裁减；第三，除了行政独立外，立法、司法、考试、监察也必须独立，不受党和行政机关的牵制；第四，军队应分期裁遣，不可借“国防”的名义保留军队；第五，国家应该靠联邦制来实现统一。

1929 年3 月29 日，胡适与徐志摩等人为《平论》再次碰头，因稿子的份量不够，遂决定推迟到4 月10 日出刊，但不知什么原因未能如期面世。到了4 月21 日，平社在胡适家第一次聚餐，参加者除梁实秋、徐志摩、罗隆基外，还有丁西林、叶公超、吴泽霖。随后，平社每周聚餐一次，并增加潘光旦、张禹九、唐庆增、刘英士、任鸿隽等人。然而不知为什么，这份刊物始终没有问世。

我猜测，这可能与当时的“争人权”有关。1929 年4 月20 日，正好是平社举行第一次聚餐会的前一天，国民政府下达保障人权的命令。第二天，胡适从报上看到这个命令，当即表示怀疑。半个月以后，胡适草成《人权与约法》一文，对这一命令严正质疑：

第一，命令认为人权由“身体、自由、财产”组成，却对这三项没有明确规定，这是很重要的缺点。

第二，命令只是禁止“个人或团体”侵犯人权，却回避了政府和党部对人权的侵犯。

第三，命令中所谓“依法惩办”，不知道依的是什么法。

文章说，事实上中国的人权从来就没有法律保障，因此要保障人权，首先应该制定一部宪法或约法，否则，保障人权就是一句空话。

随后，他又写了几篇文章，掀起一场关于人权问题的大讨论。在《知难，行亦不易》中，他公开批评孙中山的“行易知难”说；在《我们什么时候才可有宪法》中，又对孙中山的《建国大纲》质疑；在《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中，更是直截了当指出：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企图以压迫言论自由来达到思想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