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文章在《新月》和《吴淞月刊》发表后，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蔡元培称“大著《人权与约法》，振聋发聩，不胜佩服”（《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17 页）；张謇之子张孝若说：“先生在《新月》所发表的那篇文字，说的义正词严，毫无假借，真佩服先生有识见有胆量！这种浩然之气，替老百姓喊几句，打一个抱不平，不问有效无效，国民人格上的安慰，关系也极大。试问现在国中，还有几位人格资望够得上说两句教训政府的话？”（同上，第525 页）他还写了一首诗赠予胡适,表达了自己的感想与担忧，并嘱咐不要发表（同上，第546 页）。该诗可以在1929 年9 月10 日的胡适日记中找到：

许久不相见，异常想念你。

我昨读你文，浩然气满纸。

义正词自严，鞭辟真入里。

中山即再生，定说你有理。

他们那懂得？反放无的矢。

一党说你非，万人说你是。

忠言不入耳，劝你就此止。

这些文章能够问世，表明当时社会还是有一定言论空间的；针对这些文章，有人提出不同观点，也很正常。不正常的是，上海、北平、天津、江苏、青岛等地的国民党党部坐不住了。他们纷纷召开会议，认为 “中国公学校长胡适，公然侮辱本党总理，并诋毁本党主义，背叛政府，煽惑民众，应请中央转令国府，严予惩办”（《胡适日记.5》第489 页）。国民党中央训练部根据这些无理要求，也认为胡适文章“超出学术研究范围，泛言空论，错误甚多”，有失大学校长尊严，并损害了党政形象，要求教育部严加警告。（同上，第521 页）

9 月下旬，教育部根据上面指示，向中国公学发出训令，要求对胡适提出警告。对此，胡适在写给老朋友、教育部长蒋梦麟的信中，义正词严地说：“这件事完全是我胡适个人的事。我做了三篇文字，用的是我自己的姓名，与中国公学何干？你为什么‘令中国公学’？该令殊属不合，故将原件退还。”（同上，第538 页）不过，另一位老朋张元济却劝他应置之不答，以保我尊严。张还说，如果在“前清康雍之朝，此事又不知闹成何等矣。毕竟民国政府程度不同”。（同上，第541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