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张元济的说法不无道理，但问题是国民党地方组织为什么会如此嚣张？对此，一些外国媒体道出其中奥妙。《新时代》指出：由于中国国民党和苏联共产党一样，“是至高无上的政治团体，不容忍反对党派”，再加上胡适的批评被认为是“公然侮辱本党领袖孙中山先生”。（同上，第544—545 页）《纽约时报》也指出，胡适是“现代中国最英明的、最有建设性的领袖之一……他正致力于中国思想和教育的现代化过程。现在他受到谴责，并不是因为其个人的政治抱负，而是因为他的那种直言不讳的习惯使他敢于提意见：在国民党人的统治下，一切并不像外界所相信的那么美好。尤其，他对以已故孙中山博士的名义提出的一些经济学说的正确性提出质疑。他的罪责不在于他不同意如此多的观点，而在于他道明了几分真理”。（同上，第553 页）

尽管《平论》未能问世，但是平社的活动一直在进行。1930 年4月，胡适为他的那篇著名文章《我们走那条路》撰写“缘起”时说：“我们几个朋友在这一两年中常常聚谈中国的问题，各人随他的专门研究，选定一个问题，提出论文，供大家的讨论。去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中国的现状’……今年我们讨论的总题是‘我们怎么解决中国的问题？’”这篇文章就是第二个问题的引论。在这篇文章中，胡适提出中国的真正问题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解决这些问题不能靠制造专制的暴力革命，而应该采用科学的知识和方法，一步一步地进行改革。（《胡适全集》第四卷，第455—470 页）

鉴于当局的压力，特别是在立案问题上有意刁难，胡适终于辞去校长职务。1930 年初，他正式递上辞呈，学校董事会几经挽留，终于接受他的请求，并决定由公学的第一任总教习马君武继任。遗憾的是，胡适去职后，中国公学风潮又起，为此马先生也被迫离去。在此期间，学校总务长丁某被指控有贪污行为，胡适还为丁辩诬，体现他“为人辩冤白谤，是第一天理”的人格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