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年以后，胡适发表《自由主义是什么？》的文章，并在北平电台发表“自由主义”广播稿。从文本上看，二者大同小异。其中谈到自由的本意是解除束缚，自由主义在政治上拥护民主，讲求容忍，尊重少数人的基本权利。只有尊重自由，才可能进行和平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

他还说，反对党存在的理由有二：“第一是为政府树立最严格的批评监督机关，第二是使人民可以有选择的机会，使国家可以用法定和平方式来转移政权。”（同上，第727—728 页）这才是和平改革的康庄大道。

胡适诚恳地告诉人们：彻底改革、绝对正确的思路必然导致暴力革命和专制主义。从世界近代史上看，“凡主张彻底改革的人，在政治上没有一个不走上绝对的路，这是很自然的，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权可以铲除一切反对党，消灭一切阻力，只有绝对的专制政治可以不择手段，不惜代价，用最残酷的方法做到他们认为根本改革的目的。他们不承认他们的见解会有错误，他们也不能承认反对的人会有值得考虑的理由，所以他们绝对不能容忍异己，也绝对不能容许自由的思想与言论。所以我很坦白地说，自由主义为了尊重自由与容忍，当然反对暴力革命，与暴力革命必然引起来的暴力专制政治”。（同上，第739—740 页）

后来，他还应周鲠生、竺可桢两位校长之邀，分别去武汉大学、浙江大学讲演。在武汉住了三天，他讲演十次，噪子都哑了。当地报纸说： “他的讲演和他的清畅的文体，都可以表现出他的超人智慧和朴实笃学来，在今天中国我们有一个胡适，这是值得骄傲的。”（《胡适日记全编.7》第718—719 页）在浙大，胡适的讲演也是盛况空前。竺可桢在日记中说： “二点约适之在体育馆演讲，题为《自由主义》，听者八九百人。听者大部均驻足而立，但终一小时二十分，鲜有退者，亦可知适之演讲之魔力也。”（《竺可桢日记》第1183 页，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