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12 月17 日，是北大五十周年校庆，也是胡适五十八岁生日。这本来是个大喜的日子，然而这时的北平，已经是与往日不同。

这时，蒋介石派人劝胡适早点离开北平，但是他一直犹豫。12 月13 日，胡适还惦记着北大校庆，他写了《北京大学五十周年》一文，其中说：“在世界大学的发达史上，刚满五十岁的北京大学真是一个小弟弟……这个小弟弟年纪虽不大，着实有点志气。”他指出，北大是“戊戌新政”的产儿，早年经历义和团运动和民国初年的变局，后来在蔡元培、蒋梦麟的主持下，经过三十年努力，才成为一个持续发展的学术中心。

然而，30 年代初正值北大复兴的时候，日军在沈阳发动九一八事变。当时，由于大家“都打定主意，不顾一切，要努力把这个学校办好，努力给北大打下一个坚实可靠的基础，所以北大在那最初六年的国难之中，工作最勤，从来没有间断”。在文章最后，他心情十分复杂地说“现在我们又在很危险、很艰苦的环境里给北大做五十岁生日”，“我讲这段故事，是要说明北大这个多灾多难的孩子实在有点志气，能够在很危险、很艰苦的情形之下努力做工，努力奋斗”。（《胡适全集》第二十卷，第269—272 页）这段话，就成了胡适与北大的临别赠言。

第二天，南京方面打来电话、发来电报，说飞机即将到达，请他“即日登程”。他将校务托付给汤用彤、郑天挺之后，才决定南下，然而飞机并没有如期到达。直到15 日下午，他才与妻子以及陈寅恪等人登上飞机直飞南京。12 月17 日北大举行五十周年校庆的时候，胡适已经不可能参加了。不过，这一天下午，胡适还是在中央研究院礼堂参加了北大同学会举办的校庆大会。会上，他称自己是一名逃兵，并失声痛哭说：我不能与多灾多难的学校同度艰危，实在没有面子在这里说话。这时，“会场凄然断绝”（《胡适年谱》第702 页）。

结束语

写到这里，再回过头来比较一下胡适两次当校长的遭遇，是很有意思的。20 年代末，胡适在中国公学当校长，正是国民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却因为批评国民党而被迫离职；到了40 年代末，国民党兵败如山倒眼看大势已去的时候，他却跟着国民党走了。从表面上看，这似乎有点不可思议，但如果进一步了解他的思想见识，就可以看出他为什么会这样。

1947 年3 月18 日，胡适曾经拜访过英国驻华大使史蒂文森。他对大使说：“这次国民党结束训政，是一件政治史上稀有的事……这是孙中山遗训的复活。中山……终不认一党专政为最后阶段，只认为过渡到宪政的一个阶段。国民党执有政权二十年，今日宣告结束训政，故是稀有的史实。”（《胡适日记全编.7》第649 页）可见结束训政，是胡适与国民党关系的一个根本转折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