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大学是国民党推翻北洋政府以后才改为国立大学的。根据国民党的说法，中国人素质低下，不具备公民资格，只有经过训政，才能实行宪政。所谓“训政”，就是把国民党“党义”定于一尊，在文化上推行“党化教育”，在政治上实行一党专政。这对于清华大学教授治校的民主制度是一个严峻的考验。

在人们印象中，梅贻琦是个文弱书生。他不爱说话，被称为“寡言君子”。按规定，教授会、评议会和校务会议都要由校长主持。凡是学校规章制度、年度预算、新增项目、建筑设计等，都要由教授会和评议会讨论决定。据说，开会时梅校长很少说话，而是仔细听取别人意见。这是博采众议、无为而治的典型。梅贻琦说，他就像京剧中的“王帽”一样，看似重要，却不大开口，主戏要让别人来唱。有人说他有一种忘我的人格，只知有事，不知有“我”；他待人以诚，遇事都要公开讨论；如果大家意见不一，争论不休，他能用简明扼要的话指出症结所在，使问题顺利得到解决。在具体事务上，他也非常尊重大家的意见，当年数学大师熊庆来要破格录取华罗庚，他完全支持。因此朱自清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清华的民主制度……究竟还是很脆弱的，若是没有一位同情的校长支持”就不可能确立，而梅贻琦“便是难得的这样一位同情的校长”。（《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22 页）

这些年来，有些人也承认大学需要大师，但是如何才能把大师请进来、留得住，却未必清楚。他们以为只要有钱，有优厚的报酬和优越的环境就能罗致人才；殊不知，真正的学者更需要人格尊严、教学独立、思想自由。因此，大学校园里的民主空气就非常重要。

蒋廷黻说，当年梅贻琦主持评议会时，通过一个教师待遇条例，其中一条规定要减少授课时间，为教师研究提供方便。蒋认为当时清华与其他国立大学的薪水相同，如果教师只看重收入，就不必到清华；如果他们看重研究的便利，就会来清华任教。这只是谈到问题的一个方面，相比之下，还是傅任敢说得好。傅先生担任过清华中学校长，他在梅贻琦诞辰六十周年之际撰文说：“一个大学仅仅有钱有设备是办不好的，它得有好的风气，好的教授。风气如何才能好，好教授如何才肯来呢？这是由于清华的校务真正公开，校长绝不独断独行。因为一切集思广益，进步自然愈来愈大；因为分工负责，人人均觉清华自己也有一份，所以大家工作都有兴致。……在清华，一切没有私，一切是公开。因此，学术的风气才能增进，出色的教授才肯前去。在这方面，以身作则的就是梅校长。”（《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5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