费正清毕竟是外国人，尽管他的回忆大体不错，但某些字句还是与事实稍有出入。相比之下，梅夫人韩咏华有更准确的回忆。她说：

“1938 年我们把家搬到昆明。那时清华已与北大、南开合并为西南联大。梅先生和蒋梦麟先生（北大校长）、张伯苓先生（南开校长）组成联大常委会。在昆明这一段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学校给教职工谋的福利没有三位常委的份，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先人后己吧。为了补贴家用，联大有很多教授的夫人要做一些零活。我也和潘光旦夫人、袁复礼夫人组织了一个‘互助组’，自制一种名叫‘定胜糕’的上海点心。糕是粉红色、形状像银锭，由潘夫人在乡下磨米粉、煮豆沙，并准备其他原料，我和袁夫人负责做成糕，再由我送到冠生园食品店去卖。冠生园离家很远，为了省钱，我总是步行，来往路程需要一个半小时。又舍不得穿袜子，光脚穿一双破旧皮鞋，把脚都磨破了，腿肿得好粗。这段日子是够苦的。但是我们选了‘定胜糕’做我们生产品的名字，以表达对抗战胜利的希望和信念。”（《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259 页）

“有人建议我们把炉子支在冠生园门前现做现卖，我碍于月涵的面子，没肯这样做。卖糕时我穿着蓝布褂子，自称姓韩而不说姓梅。尽管如此，还是谁都知道了梅校长夫人挎篮子卖定胜糕的事。……

“月涵一向忙于校务，家里人怎样生活，是否挨饿，他全然不知。直到看见我这样狼狈，看到教授的太太们这样疲于奔命地维持生活，他才着了急，向重庆政府教育部为大家申请了一些补助。还有一次教育部给了些补助金，补助联大学生，我们当时有四个子女在联大读书，月涵却不让领取补助金。”（同上，第275 页）

此外，梅夫人还谈到她两次摆地摊的事情。

引述这些往事，是觉得抗日战争中虽然有孔二小姐带着爱犬坐飞机逃难的丑闻，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并没有被艰苦的环境所吓倒，他们竭尽全力地维护着学术的尊严、文化的命脉和民族的精神。这是中华民族没有被日本侵略者征服的主要原因。正因为如此，费正清才感慨地说：“我为我的朋友们继续从事学术研究工作所表现出来的坚忍不拔的精神而深受感动。依我设想，如果美国人处在此种境遇，也许早就抛弃书本，另谋门道，改善生活去了。但是这个曾经接受过高度训练的中国知识界，一面接受了原始纯朴的农民生活，一面继续致力于他们的学术研究事业。学者们承担的社会责任，已根深蒂固地渗透在社会结构和对个人前途的期望中间。如果我的朋友们打破这种观念，为了改善生活而用业余时间去做木工、泥水工或铅管工，他们就会搞乱社会秩序，很快会丧失社会地位，即使不被人辱骂，也会成为人们非议的对象。”（《费正清对华回忆录》第269 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