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 年12 月北平被围困的时候，梅贻琦是搭乘最后一班飞机离开的。他走的目的，是为了保护清华基金。梅贻琦去了美国后，生活非常艰难，年过花甲的梅夫人不得不再次出去打工。后来，梅夫人在一次座谈会上说，梅先生晚年病重的时候，胡适想劝他写遗嘱，好对公事私事有个交待。但是梅先生不爱听，直到去世也没有写。不过在他的病床下有一个皮包，皮包里放着什么，连梅夫人也不知道。梅先生去世后，秘书先把这个皮包封存好，然后在一个公开场合打开，大家一看，里面全是清华基金的账目，一笔一笔，丝毫不差。（《梅贻琦先生纪念集》第318—319 页）

对于这件事情，孙汉观谈得更透彻。孙先生说，当年他从美国回到台湾，曾与担任台湾清华大学教务长（后任校长）的陈可忠闲谈，陈盛赞梅先生的伟大。陈说这些年来，“清华庞大的美金收入，全由梅先生一人管理和支用，无人监督，而到今梅先生还是‘两袖清风’，真是了不起可钦可佩的廉洁！之后梅先生病故，一无遗产留下，更证实此语之不虚也！”

许多人听了这些故事，也许会认为梅先生确实伟大。但是孙先生却有另外一番感慨。他写道：“不过凭良心说，在当时作者听到这句话时，心中非常难过。因为那时刚从美国久住回台，在美国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位大学校长可把校款私用，公款公用是一位校长的本分，如果一位校长做到了，他只是守公守法，没有什么可特别褒扬的……现在看来……梅先生能在长时期无人监督的情形下不随污逐流，真是黑暗中的一颗明星。陈可忠先生认为梅先生的‘两袖清风’，是最高的美德，诚有极深刻的意义！也影射着我们社会美德的堕落也！”

孙先生认为：“与节俭一样重要，但一样被人忽略的是廉洁。”什么是廉洁？“廉洁就是不贪污。”什么是贪污？贪污“就是偷窃或抢劫公家的财物和权力，作为私用”。他还说：“大家都知道偷窃或抢劫别人的财物和权力，是不道德的事，但是公家的财物和权力，似乎是另一回事，人们可任意偷抢，而不认为是在偷抢，因此贪污几乎已成了一种传统的文化。”（同上，第382—384 页）

这些话讲得太好了，但是对最后一句我却不敢苟同。因为在我看来，贪污腐败不应该归罪于传统文化，而应该依靠高尚的人格和完善的制度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