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幸的是，羿楼安然无恙，南明史料也安然无恙。

原来日寇占领香港后，柯士甸道117号二楼成了日本民政部情报班班长黑木清行的官邸。真是射日之志未遂，反成敌寇巢穴。柳亚子留下的手稿和史籍却在一个近乎传奇的情况下经历了又一次易手。

黑木清行抗战前在天津从事情报工作，七七事变后任华北冀察政务委员会参议，是一个老牌特务。他是中国通，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在北方交游甚广，无孔不入。这次黑木清行被派驻香港，一直忙于情报工作，虽然占据了羿楼，却并不知道这里曾是柳亚子的居所。

王瑞丰，原名王念忱，字瑞丰，山东周村人，是著名记者范长江夫人沈谱的姻戚，抗战前与天津商界、军界和新闻界都曾有过接触。七七事变后，王瑞丰一路南下来到香港，恰值港九战争爆发，他身陷战火，一时难以脱身。

王瑞丰在同乡家中结识了正到处打听《大公报》张季鸾先生下落的黑木清行，由于战前两人同在天津待过，一见就颇投机。危急之中不妨从权，王瑞丰就想走走黑木的路子，看能否在他身上想办法离开香港。于是，王瑞丰登门拜访，黑木倒也很重交情，热情招待故友。席间，王瑞丰无意中发现书房的玻璃书橱中有双清馆主（何香凝）的一幅梅花，下有柳亚子的题诗。

这里莫非是柳亚子的羿楼？

书橱中这重重叠叠的书籍，莫非就是柳亚子的南明史籍和手稿？

想到这里，他简直心跳欲狂。

王瑞丰爱好文艺，早就仰慕柳亚子的为人，早些日子，他知道柳亚子也在香港，还曾托人请柳亚子在纪念册上题诗。1937年前后，他作为新闻记者和张耀辰在孙殿英部工作过，后来出版过一部《蒙荒万里》（1945年中央书报社发行），论者把这本书与范长江的《塞上行》评价为当时描写内蒙的“双璧”。王瑞丰在闲暇时间常常阅读在香港出版的《大风》和《笔谈》，因此非常清楚南明史籍和柳亚子手稿的价值。但是，在侵略者的鼻子底下哪能轻举妄动？此事非同小可，切不可操之过急，必须从长计议，他在心底暗暗告诫自己。

不久，王瑞丰发现黑木对他相好的女人辛子言听计从。他就趁黑木不在，试探着请辛子允许他拿些藏书回家翻翻，聊解寂寞。辛子哪懂什么史籍，毫不迟疑地打开橱门，随便取了一册《柳亚子自撰年谱》手稿给了他。

看到黑木和辛子对这些书籍并不当回事儿，王瑞丰心中有了底，勇气倍增。过了一天，他又专程再访羿楼，直截了当地向黑木清行借书，黑木“慷他人之慨”，不过借花献佛，一口允诺。由于书籍手稿太多，王瑞丰先挑柳亚子的手稿，如《吴日生传》《江左少年夏完淳传》《周之藩传》等，捧了一大摞回了自己的家。本欲趁热打铁，终惧过露形迹。王瑞丰只得强耐焦急的心情。

勉强过了三天，王瑞丰正待再赴“魔窟虎穴”，事情却有了出乎意料的变化，黑木清行突然携辛子去了马尼拉，房子改由他的至亲八木田和香港交际花张莉莉留守。变起仓促，王瑞丰又惊又喜，喜的是柳亚子的手稿已经无虞，惊的是下一步该怎么做？或许一切又将从头开始。

为了剩下的书籍，王瑞丰开始有意结交八木田。然而，张莉莉常常邀请外人在羿楼开舞会、派对，直闹得柯士甸道117号沸反盈天、门庭若市，还把室内的书籍字画随手赠人。王瑞丰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于是故意挑起八木田对张莉莉的不满。一天，张莉莉不在，八木田和王瑞丰说起张莉莉的行为，不胜恼怒，就对王瑞丰说：与其让她随便送人，任意糟蹋，不如挑你喜欢的都拿去吧。此言正中王瑞丰下怀，当下不敢怠慢，即刻检出所有南明史料，叫上车子，捆载而归。君子有成人之美，八木田之谓也。至此，柳亚子的南明史料除了被张莉莉小有损毁外，绝大部分都安然无恙地转移到了王瑞丰家里。王瑞丰滞留香港，却无意中做了这件好事，真可谓天降大任于斯人也，至于他和侵略者的一次次周旋，我们自可略迹原心，存而不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