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在哪里？

“西方”在哪里？不同的国家和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西方”。对中国来说，主要有三个“西方”：第一个是汉代的“西域”,第二个是唐代的“西天”，第三个是近代的“西洋”。从这些“西方”取得知识、技术和经世济民的丹方，就是“西化”。

西汉的张骞、东汉的班超，前后出师西域，这是人所共知的历史。当时所谓“西域”指的是玉门关以西、葱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后来又扩大含义，泛指亚洲西部、印度次大陆以及东欧和北非。

两汉时代的“西域”是人烟稀少、交通困难的荒漠地区。汉代同这个地区往来，是为了抵御匈奴、保卫中原，不是去做文化交流。可是交通一打通，两地之间的文化自然地发生交流。即使两国对阵，也会在交战的接触中不由自主地相互学习。“接触发生交流”，这是文化运动的规律。

汉代通西域，引进了西域的新事物。最重要的是大宛国的“汗血马”。这种被称为“天马”的骏马是古代战争和交通的利器，好比今天的坦克车和吉普车。从西域又引进了植物新品种：苜蓿、蚕豆、葡萄、胡桃、石榴等等，以及葡萄酒的酿制术。还引进了新的乐器和乐曲：琵琶、羌笛、胡笳、筚篥，以及各种胡曲。张骞传入《摩诃兜勒》曲，用作朝廷武乐。中国音乐西化最早。还有经过大月氏的媒介传入的印度佛教，后来在中国产生广大的影响。

汉代向西域输出了重要技术。大宛国在被围困中从汉人学到了“掘井法”，在地下穿井成渠，使沙漠变为良田。他们还从汉人学得炼钢术。西域各国的贵族子弟前来长安留学，河西走廊成了文化走廊。

汉文化是春秋战国以来多元文化的综合，到汉代成了一条“黄河之水天上来”的壮观洪流，在中国大地散布开来，从黄河流域流向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并向国外扩大，南方到越南，东方到朝鲜和日本。汉代同西域的文化交流只是军政接触的附带收获。

西天取经

佛教从“西天净土”传来，由中国消化和发展成为汉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这是中国文化史上的一件大事。

从东汉经三国、两晋到南北朝，这五百年是佛教在中国的移植时期；到了隋唐时代,茁壮成长，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只要观察一下观音塑像的演变就可以说明佛教的中国化。从敦煌一路东行直到兰州，观音塑像从八字胡须的男身逐渐变成怀抱胖娃娃的女身，观音和圣母“化合”成为“送子观音”，这是中国人按照自己的多子多孙愿望而塑造的“中国观音”。

佛教不是只有几个泥菩萨，它还是一个文化体系，包含多方面的知识和技术。汉文化从它取得哲学、文学、艺术的新养料，从它取得建筑术、数学、天文学、医学、语言学、因明（逻辑）学的新养料。唐宋时代的佛教寺庙比帝皇宫殿和贵族邸宅还多。“天下名山僧占多”。中国大地“西天”化了。

儒学到了唐代，早已把先秦诸子熔化于一炉。儒家夸口说，一物不知、儒家之耻；这也说明儒学是兼收并蓄的，所以历久不衰，始终是汉文化的主流。但是时代在前进，同印度一比，儒学显得哲学贫乏、文学单调、科学落后，急需从“西化”中取得营养，恢复活力。东晋的法显、唐代的玄奘以及其他知识探险者，先后西行，留学天竺，还请来多位“客座”佛学大师。“唐僧取经”成为里巷美谈。中国以强盛的帝国而不耻去西天取经。江河不择细流，所以成其大。长安成了世界的文化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