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曼君从美国回来。我们将近十年没有见了，她却还是老样子。

见了面，自然谈一些分别后的种种，她问我：“结婚了吗?”我说：“没有。”我也问她，她点点头。

读大学的时侯，我们同校，又一块儿办了一个文社，所以常在一起。我喜欢朗读杜甫的“昔别君未婚，儿女忽成行”，觉得苍凉得很。只是那时侯真是幸福，幸福到敢用人世的沧桑来玩耍做作。十年后，大家都多少在生活中跌过跤、受过挫折，都添了许多伤痕，反倒怕触痛了，变得礼貌而小心。我们的问答也只止于“你结婚了吗?”“台湾怎么样?”……等等。

少年时的狂热浪漫一过，我们大约都有一种觉悟，知道自己不过是个凡人，英雄的慷慨悲歌实在离我们太遥远。我们如果有沧桑，我们的沧桑也只是生活中琐细的一点点辛酸吧?并不是什么可歌可泣的悲怆或剧痛。

我和曼君在饭馆吃晚饭，她告诉我她的先生、她的工作，她也很仔细地描写起她住的那个城的种种。她告诉我，每天要开四十分钟的车子去工作，有时候迟出门，只好开快车。有一次超速给警察拦到，开了罚单，跑到法院去，却看到一群开快车被罚上法庭的老手，他们就教曼君，一等法官喊人，站到被告席上，别等法官开口，自己先举起右手说：“我错了（guilty）!”这样就不会被罚，只要去驾驶学校补上课就好了。

曼君说到这里，举起右手，一副无罪的赖皮像，说：“guilty！”我们都大笑起来，笑完了却半天没话说。

我们彷佛忽然懂得了什么是生活，就像一种无休无止的驾驶，你不可能维持一样的速度，所以你不为什么就想越轨一下，譬如说开快车之类，然后去法院说：“我错了!”连这悔罪也是一种耍赖。

我们慢慢学会了自嘲或耍赖，用来打发生活的疲倦与单调，跟生命开一点无伤大雅的玩笑，为此而快乐许久。

吃完饭，我陪曼君去士林夜市。她看到地摊上才一百元一双的皮鞋，惊叫了起来，把一手的包包盒盒全塞给了我，俯下身，一双一双地试穿起来。

我在一旁看她专注认真的样子，忽然有一种感动。我想：生命毕竟不是我们年轻时想的那样奢侈，可以任性地挥霍。曼君飞了大半个地球回来，岂是为了这廉价的地摊上一百元一双的鞋子?然而她遵守着一个小市民主妇的姿态，毫不马虎地试着试着。十年前，有过那么多奇异梦想的曼君，也许落实下来了，她选的实在不只是一双便宜的鞋子，而毋宁是她在这社会中的角色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