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逵先生的故去，对我而言，是平静多于哀痛的。

多年来，杨先生给我的感觉，毋宁是更接近于雕塑的吧。雕塑是不再死去了的身体啊，因为生命活出了一种风范，容貌举止便都在历史之中了。

我的认识杨先生还是从他的作品开始。特别是《送报夫》一篇；我当时正在国外求学，被其中的人道精神及社会关怀的热情激荡着，读后久久不能自己。

回国之初，藉在东海大学兼课之便，有缘结识了杨先生；此后，每周上课之暇，杨先生的东海花园便成了我常去造访的处所了。

东海花园紧邻墓地，走过一条窄小的荒草间的径道，杨先生简陋的小屋就在路的尽头，掩映在一片大邓伯的藤曼之中。

我第一次见到杨先生，他正坐在屋前的藤曼架下，手里一支新乐园香烟，穿着圆领旧汗衫，灰长裤，趿着木屐，向我点头微笑，招呼我在另一只旧藤椅上坐下。

他递烟给我。指给我看屋前种植的大理花，以及几个义务来帮忙除草浇水的学生。

我未通报姓名，杨先生也当我是原来的相识，便随便聊起来了。

此后，常常看到有年轻人去他的住所，自然是爱慕敬佩他的文学与为人的，杨先生也大半亲切地招呼他们坐下，闲谈一些花园种种，也仿佛是久已相识的朋友一般。

杨先生似乎相信着一种人与人的友爱、互助，是可以不通姓名的；而他似乎也知道，踏着那荒冢间的小径到这路的尽头来寻他的青年们，自然是怀着和他共同的理想、淑世与爱人愿望的后来者，许多默契便皆在不言之中了。

熟悉以后，屋前藤曼下漫漫的夏日，有蝉嘶，有虫鸣，有杨先生简单朴素到近于格言的话语，都使我忽然有一种惊悟，原来这瘦削矍铄的老人已这样像一尊雕塑，是用他一生的坚持完成了一种动人的风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