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轨，在海勒那里，是全方位的，没有边界的。没有边界，一是说他越轨的尺度没有限制，不仅可以让士兵为国作战时在国家的荣誉上拉屎撒尿，与妓女相亲相爱，而且可以让尉官、校官，乃至将军以国家的名义投机倒把，成立股份公司，不仅倒卖一切可赚钱的物品，甚至还可以倒卖国家至上的尊严与军队的神圣。总之，一切海勒可以想象得到的越轨的火车，他都重新铺设了一条轨道让它驶出常轨，汽笛尖叫着朝那个目的地狂奔飞驰。

没有边界的另一方面，是越轨没有方向，没有方位。我们惯常说的故事、情节、细节，或开头、发展、高潮、结尾与结构、叙述，都被《第二十二条军规》中越过艺术习惯规则的长矛刺得鲜血淋淋，撕得衣不遮体。尤其在一部长篇中，不是对故事进行放弃，于读者进行我们说的颠覆考验，而是让故事还在，却对情节、细节采取随意的姿态，这样一种弱化细节、情节，放弃细节在小说中所强化的伟大之后，我们看到了《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的故事变成了“事情”，情节与细节只是“事情”中的一些“经过”。是否可以说，《第二十二条军规》是一部描写“事情”的书？“事情”在海勒的笔下，是故事的外衣，也是故事的血脉，而细节在事情中无处不在，却又没有一处妙笔强化，从而使无数的细节，成为无数的雨滴组成的田野上浑浊的水滩，每一粒都不再晶莹，但每一粒都有离不开的浑厚。

20世纪的文学，对故事的放弃成为一种发展的旗帜，或多或少，表明着一个作家对故事的态度，它是“新”与“旧”的标识。但《第二十二条军规》，却在这种标识下特立独行，既不对故事缴械，也不向故事的裤裆猛踢一脚，而是把“人物的事情”提升到故事的层面，让细节在经过中生死。这样一种既越陈旧之轨，又越新式的发展之轨的书笔，使《第二十二条军规》在20世纪的文学中，获得了崭新而长久的与众不同，也从而确立了一部名著独有的内在个性与深处的光彩。

当然，将对故事的态度，转化为对事情的态度，还并不能使一部作品走入伟大或者经典的行列。如果那样，越轨的脚步，即便是在一条铁制的脚下，也不会比常轨上的轮子跑得更快或更为有力。海勒之所以能成为一个世纪的经典大家，更重要的也许是他在一部作品中无处不在的经典荒诞与黑色幽默那和风细雨与暴风骤雨相辅相承的张弛弥漫的叙述和描写。

今天，海勒已经因为对“黑色幽默”创造性贡献而成为伟大的作家，《第二十二条军规》也因为“黑色幽默”四个字而成为文学的精品，如同马尔克斯因为“魔幻现实主义”一词成为伟大作家，《百年孤独》因为“魔幻现实主义”而成为经典一样。

但是，我们通常说的来自于《第二十二条军规》的黑色幽默，绝不是我们日常说的语言上的伎俩，也不是弥漫在事情中无处不在的意外，更不是在军事、战争上的遍地越轨的无规则叙述：不是尤索林怕死、厌战而躲到皮亚诺扎岛上野战医院乞求医生把他当做精神病人而长期留住，不是卡思卡特上校以增加飞行次数来维持战争对抗的继续，也不是从医院寄出的一些私人信件的落款都是欧文?华盛顿或华盛顿?欧文而导致罪犯调查部的军官进行无休无止的错误调查与跟踪，还不是麦克沃特酷爱驾着飞机低空飞行从而对战争有一种情人般难以分离的钟爱，更不是那不仅可以规范和抹杀军人的一切，而且可以改变和扼杀妓女的一切、人的一切的不存在的“第二十二条军规”。

这一切布满书页每一行的越轨的叙述与行为，这如阳光下的毛毛雨和暴风雨样的不可能中的真实存在，都不是来自于所谓“黑色幽默”的文风与文学派别的潮浪，而是根源于海勒那与众不同的思维。思维的趋向，决定着文学的异同。而差异则是一部作品存在的唯一理由。没有差异，就只有死亡。海勒对差异的表达，就是来自于思维的“黑色幽默”的越轨与反动，从而使一部真正的军事文学，获得了世界文学上的成就与地位，影响并推动了世界文学的走向与发展，而不是如苏联卫国文学那样，仅仅在军事文学的领域里才更加显出它的生命的绿旺与茂盛。

毋庸置疑，把《第二十二条军规》当作一部军事文学看待，是我们对海勒的不敬，但我们作为读者，将其作为军事文学进行阅读并比较，会感到我们的军事文学并不是无路可走，甚或说，军事文学未来的发展，今天还没有真正地开始。

然而，当我们果真去阅读《第二十二条军规》时，千万不要卯足力气一口气读完，它不是能够让我们三天三夜一气读完的《基督山伯爵》，也不是十八九世纪那种牵肠挂肚的命运故事，它是一部“事情”之书。一天一个章节或几个章节地慢慢读它，会使我们嘴里总有甘草的味道，像总有嚼不烂的带苦味的橄榄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