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我在博尔赫斯的全部小说目录中，没有找到“背叛者”三个字。

在博尔赫斯的著作面前，我木呆很久，如打开窗子泄进来的阳光一样，我突然想起一个人来。他是居住在四川成都的一位既才华横溢，又痴迷于博尔赫斯的青年作家，我最要好的一个朋友。我打三次长途电话，终于在他蜗居的写作之处找到了他。我把这个故事讲了一遍，他说这像是博尔赫斯的小说，可他一时想不起小说的名字，并嘱我如果要写有关军事文学的什么文章，可以看看博尔赫斯的《德意志安魂曲》。

我又重读了博尔赫斯的《德意志安魂曲》。如果把《德意志安魂曲》作为军事文学，它确实有无可言说的绝妙，可它是博尔赫斯小说中少有的与宏大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一篇小说，而这一点，又恰恰是我们的不可多言之处。加之，我心中的那个似无来路的故事，不将其弄个水落石出，我便有些坐卧不宁。于是，我又打电话请教一位社科院的翻译家、博尔赫斯的权威研究者，为博尔赫斯在中国落户办过户口的人(博氏的小说有相当一部分由他翻译)——而且我手头正有一本未及阅读的他的新著——刚刚出版的外国经典作家研究丛书之一《博尔赫斯》。我在电话里不厌其烦地复述了那个故事。他在电话的那边沉思良久，说博尔赫斯是写了许多(甚至不惜有时重复)这样的情节，让我再读一遍博尔赫斯的《秘密奇迹》与《叛徒和英雄的故事》，说我讲的故事可能是它们某一篇的情节或两篇情节的一次组合。

我又读了这两篇小说。它们均无我讲的故事和情节，但都隐藏了我讲的故事的一些蛛丝马迹。

我整整一天无所着落，像丢了钥匙回不到家一样在书房转来转去，到落日照在我家的阳台，成为冬暖的一片红亮时，只好以无望的心情，试着给一位对博尔赫斯深爱如妻、颇有研究、在一家出版社做编辑的诗人好友打了电话。他百分之百确定地告诉我说，我讲的故事的确是博氏的小说，但不在我说的博尔赫斯小说集和文集上，而在他收藏的中国最早出版的另一本博氏的小说版本中。他说他晚上回家就把那本小说找出来，把我想知道的一切告诉我。

晚上我没有等到他的电话。

第二天一上班，他走进办公室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拿起电话告诉我，说我讲的故事不是来自于博尔赫斯的小说，而是来自于萨特的短篇小说《墙》。

我又再次少有地认真读了萨特在1936至1938年的某一天写下的重要短篇——《墙》。它在萨特的小说中是极其写实的东西，注释在介绍那篇小说的时候，说它是萨特那个时候对现实的厌恶感和对人生的迷惑感浓重混合的产物。这篇小说以第一人称叙述的故事是：有三个分别叫斯坦波克、伊比埃塔和美尔巴尔的人被冠以无政府主义的罪名逮捕入狱，在决定枪毙他们的前一夜，他们在同一间狱室进行了挣扎式的内心搏斗。第二天天亮，斯坦波克和美尔巴尔将被枪决时，叙述者伊比埃塔已经完全战胜了对死亡的恐惧。可敌人为了让他供出雷蒙?格里，暂时留下了他的性命。伊比埃塔怀着“特殊的愉快心情”，对敌人谎称雷蒙?格里就躲在城外坟场或者掘墓人的屋子里。于是，敌人向坟场开去。伊比埃塔在监狱享受着敌人被他愚弄的快感。可半小时后，敌人回来，伊比埃塔的性命保住了，因为他们果真在坟场掘墓人的小屋里把开枪还击的雷蒙?格里打倒了。

小说的结尾是：“周围的一切开始旋转起来，我(伊比埃塔)发觉自己坐在地上：我笑得多么厉害，以致眼泪涌上了我的眼睛。”

当我把《墙》的最后一行看完之后，我想到的问题是：博尔赫斯的创作和萨特之间是什么关系？或者说，是《墙》这个萨特的重要短篇和博尔赫斯那些以二战为背景的玄想故事有什么相通之处，以致我和我的朋友都把它当成了博尔赫斯的小说？

当然，首先是因为我的无知。可是，他们那共同的让故事超越背景的文学思考的一致性是不是也是我们迷惑的缘由之一？还有，《墙》、《德意志安魂曲》、《秘密奇迹》、《叛徒和英雄的故事》等，依我们蹩脚的划分，它们都该是军事文学或准军事文学，可为什么所有的读者、研究者从来没有把它们当成军事文学？我想，这不仅是一种对背景的超越，而且是一种对文学的根本的理解。再者，为什么故事可以从纸页中丢失，而在许多人的头脑中再生？成都的挚友放下电话时告诉我，他说博尔赫斯说过，好故事都要从书本中消失。我记不清这是不是朋友的原话，好像就是这个意思吧。

我想，既然好故事是那些可以从书本中消失而被许多人重新编排的故事的话，那么好的军事文学(小说)也应该是能从军事(背景)中消失而仅仅留在文学中而被人时时提及、乃至说长道短的小说吧。

就像《墙》那样。尽管，我们可以从大师萨特的《墙》中找出不少他写作时的疏漏来。

2002年1月12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