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人员干预政务，是中国古代政治的一大痼疾。一些高明的领导者为了防止家庭人员的干政，常常要花费很大的精力，采取很多的措施。西汉开国国君刘邦，就明确指示：“非刘姓不得封王。”这条指示后来几乎成为法律条文，对后世皇帝起到了约束作用。尽管如此，吕后专权时，还是有一批“异姓王”产生。

“一人升天，仙及鸡犬。”一个家庭、一个家族，只要有一个人在外面做官，有的甚至是一个小官，家里的人也就会跟着享受当官的好处。或者巧取豪夺，或者横行乡邻，为非作歹，造恶非浅。试看今日，一些被抓出来的大小官员的背后有几个没有一个收钱的老婆，以权谋求私利的儿子？又有几个在他们的身边没有一批围着他们打转的人？各级纪检要求领导者管好身边的人，管好妻子儿女，但是到头来总是管不好。这一点，曾国藩做的很不错。他一生致力于自己做一个好官，也极力约束自己的家人，“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不干预地方公事。他在写给叔父曾骥云的信中说道：

凡乡绅管公事，地方官无不衔恨。无论有理无理，苟非己事，皆不宜与闻。地方官外面应酬，心实鄙薄，设或敢于侮慢，则侄靦然为官而不能免亲之受辱，其负疚当何如耶？以后无论何事，望劝父亲总不到县，总不管事。伏求堂上大人鉴此苦心，侄时时挂念独此耳。

有一段时间，曾麟书喜欢管一些“闲事”。所谓闲事，即不是他家的事情，是可以不管不问的事情。比如他所说的“蒋市街曾家说坟山纠纷、长寿庵和尚命案”。这些事情对于当地百姓、当地安定团结来说，是大事、急事，需要解决的事情，但是属于地方官吏工作的范围，曾家去干预不合适。然而他父亲曾麟书却比较喜欢管闲事，到省城、县城找有关领导出面处理。我想曾麟书这样做也是有道理的，一是当地百姓找他出面，作为地方乡绅，有个面子问题，不好意思拒绝，这是人之常情；二是儿子在京城做大官，地方官多少会给面子，他出面找有关领导者更加方便，即使解决不了，接见是不成问题的。加上官场中官官相护的习气，曾麟书出面对于解决乡里的问题，肯定是比较好办的。但是曾国藩并不这么看，他认为，乡绅管公事不合适，地方官表面上也许哼哼哈哈，热情接待，但是心里很反感、很仇恨。他们的热情是装的，是处于应酬的需要。至于那些书吏更是“欺人肥己，党邪嫉正”。公正乡绅在参与地方事务时，扶植善良百姓，打压奸邪小人，这样就会被书吏们利用，造谣诽谤，进谗于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