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认为，父亲即使有过失，儿子也不应该去批评、指责。曾国藩遵循这一儒家的原则，不直接和他父亲去说，而是请求叔父去劝说，在劝说的方式上，他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从理来讲，父亲干预地方公事，地方官不高兴，而且一旦开了个头，就会没完没了、“日不暇给”；从情来说，有损儿子的声名，他认为要是地方官不给面子，那么儿子的面子就会受损；无形之中，也会招致别人的怨恨。这样行之有法，言之有理的劝说，当然很能够打动人心，其父也就会不去操那份闲心。

有一件事情，曾国藩是处理得很好的。当时在湘乡当县长的是朱诒孙，从曾国藩的家信中隐约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名声较好的官，后来因在镇压太平天国中有功，升为宝庆知府。他在湘乡任上，财政亏空很大，达一万六千两银子。当地一些绅士，也许是和他关系好，是领导的朋友，也许觉得他是个好官，于是他们想出一个出钱帮他垫补亏空的馊主意。对于这个主意，曾国藩是坚决反对的。他强调说：“至于帮钱垫官之亏空，则我家万不可出力。”他的理由有三点：

一是亏空数额大，每都要摊派上千串。提建议的是几个人，一旦摊派就要牵涉到很多人，那时“仍是巧者强者少出而讨好于官之前，拙者弱者多出而不免受人之勒。穷乡殷实小户，必有怨声载道者矣。”结果会给老百姓增加负担，引起社会怨恨。而且一旦这样做，后来的官也会照着样子做，那样的话，“若相援为例，来一官帮一官，吾邑自此无安息之日矣。”

二是不符合国家用人的要求。乡绅的本意是想通过垫补财政亏空，促成朱县长的提拔。曾国藩认为这是不能做的。他说：“官之补缺皆有呆法，何缺出轮何班补，虽抚藩不能稍为变动。”“若不轮到班，则虽帮垫亏空，通邑挽留，而格于成例，亦不可行。若已轮到班，则虽不垫亏空，亦自不能不补此缺。”按照惯例，即使偶然有特殊变通的情况，也要巡抚、总督打个专门的报告，否则不能做。特别是为了朱的提拔而帮助垫亏，曾国藩更是认为不可，“若以朱公之实授与否，全视乎亏空之能垫与否，恐亦不尽然也。”

三是曾国藩认为官府的亏空不是做事情造成的，而是官吏贪腐造成的。他指出：

县之亏，亏于官者半，亏于书吏者半，而民则无辜也。向来书吏之中饱，上则吃官，下则吃民。名为包征包解，其实当征之时，则以百姓为鱼肉而吞噬之；当解之时，则以官为雉媒而播弄之。官索钱粮于书吏之手，犹索食于虎狼之口。再四求之，而终不肯吐，所以积成巨亏，并非实欠在民，亦非官之侵蚀入己也。

书吏是宋明清的一个传统特色。他们精通法律条文，善于处理各类矛盾，大小官员完全依赖他们处理事务；他们工资收入低，但是直接与百姓打交道，贪腐渠道众多，是官场贪腐的基础。他们上吃官，下吃民，中饱私囊，危害甚大。因此，曾国藩是万万不希望家里人参与摊派乡民，以做“厉民之举”的。他的父亲提出了一个改革旧的“包征包解”粮饷的建议，曾国藩认为是一个破除“从前之大陋风，实为官民两利，所不利者仅书吏耳”的好办法，他是赞成的，而且也希望他的弟弟曾国潢促成此事。可见曾国藩在管理家人不干预公事上还是有原则的，即有损声誉、有害百姓的事情不做，有利于官府、有利于百姓的事情还是可以做。

曾国藩经常教导弟弟曾国潢，不要干预地方公事，要求他做一个好的乡绅。他弟弟帮助乡里人做好事，他是持肯定态度的，但是要求他“不贪财、不失信、不自是”，做一个“鬼服神钦，到处人皆敬重”的人。曾国藩严格要求家人的这种做派，值得后人学习与效法，曾国藩能够在外面做稳官、做好官，与家庭人员的积极支持，在乡里安稳为民也是分不开的。倘若他们在家为非作歹、无恶不作，恐怕清政府也不会放过曾氏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