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守一“坐”字诀，治理身体劳乏神疲之弊。曾国藩身体经常不好，有几次竟然吐血。对自己身体的这种不良状态，他从两个方面反省。从与父母的关系来说，他认为这是“斫丧父母之遗体”，就是说是损害父母生下他的身体，是“大不孝”；从作为一个领导者的角度而言，没有好的身体，难以担当大任。因此要求自己从静养上下功夫，“舍静坐更无下手处，能静坐而天下之能事毕矣”，“惟有日日静养，节嗜欲、慎饮食、寡思虑而已”。对于静坐养神养身曾国藩颇有体验，他这样描述：

细思神明则如日之升，身静则如鼎之镇，此二语可守者也。惟心到静极时，所谓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毕竟未体验出真境来。意者只是闭藏之极，逗出一点生意来，如冬至一阳初动，时乎贞之固也，乃所以为元也；蜇之坏也，乃所以为启也。谷之坚实也，乃所以为始播之种子也。然则不可以为种子者，不可谓之坚实之谷也。此中无满腔生意，若万物皆资始干我心者，不可谓之至静之境也。然则静极生阳，盖一息点生物之仁心也。息息静极，仁心不息，其参天两地之至诚乎？颜子三月不违，亦可谓洗心退藏极静中之真乐者矣。我辈求静，欲异乎禅氏入定，冥然冈觉之旨，其必验之此心，有所谓一阳初动，万物资始者，庶可谓之静极，可谓之未发之中，寂然不动之体也。

这既是一种养生的境界，在静寂之中达到身心各个方面的和谐融洽；同时也是一种决策的过程，即领导者在思考问题时进入一种极其安静的境界，从纷纭的事务中沉淀下去，探究事务的本源，找到解决的办法。这种办法就是“一阳初动，万物资始”。

静的修炼，给了曾国藩很大的好处，在江西战场曾国藩“闻春风之怒号，则寸心焦虑；见贼船之上驶，则绕屋徘徊”，处在那样的大风大浪之中，仍然能够镇定指挥，作出正确的决策，和这一段时间的反省修养不无关系。

曾国藩曾经在写给曾国荃的信中坦陈自己有很重的名利心，但是长期以来，他能够不断反省，尽量减少自己的名利心。年轻的时候，曾国藩名利心比较重，一个重要的表现就是“每日游思，多半是要人说好”。有一天早晨，竟然“名心大动”，想要写一部巨篇以“震炫举世之耳目”。他希望别人说他的好话，以此获得美誉。好友陈岱云想看一下《馈贫粮》，曾国藩“以雕虫琐琐深闭固拒，不欲与之观”，“一时掩著之情，自文固陋之情，巧言令色，种种丛集”，都是出于好名之心。一天和陈岱云去琉璃厂买纸，看到好纸，与人争买，“若争名争利”。给人写信，信中多夸赞之词、亲昵之语，是好名利之心在作怪。

对于名利的反省，曾国藩是很苛严的，认为“为人好名，可耻！”他分析自己“好名之意，又自谓比他人高一层，此名心之症结于隐微者深也。”认为自己好名之心很重、很深，告诫自己“此心断不可有”，反省“何时能拔此根株”？这种反省，对曾国藩来说是一件极其有价值与有意义的事情，他在朝野树立了很好的声誉，后来建功立业，常常恐惧于“位太高，权太重，名太盛”，对于朝廷的重任几次三番推辞，攻下金陵后立即遣散湘军，要曾国荃回家养病，就是这种修养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