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荀子提出的人格模式则强调礼仪在控制和引导欲望方面的作用。按照荀子的说法，人类天生是欲望生物，会不断地寻求满足，根据基本的需求感行事：

今人之性，生而有好利焉，顺是，故争夺生而辞让亡焉；生而有疾恶焉，顺是，故残贼生而忠信亡焉；生而有耳目之欲，有好声色焉，顺是，故淫乱生而礼义文理亡焉。然则从人之性，顺人之情，必出于争夺，合于犯分乱理而归于暴。

荀子将人性说成是恶的，但这并非形而上的恶或绝对的恶；这是一种时常被说成是坏的、不重要的、自私的或破坏性的行为。“恶”这个字通常被翻译为“邪恶”，尽管有时它似乎意为“坏”，而如果必须用一个词来翻译的话，我认为“坏”要比“邪恶”更准确些。其最初的文字描画的是一个变形的人位于表示心脑的“心”这个字之上。这表明，“恶”这个字实际上的意思是功能不良的情感和欲望之集合，它会导致伤害、损失和破坏性行为。初始文字中的那种扭曲形象并非身体的扭曲，而是未能履行我们的责任或担当我们的各种社会角色意义上的扭曲。我们让自己的情感超越了可接受的社会行为之边界，给他人和我们自身造成了无序和伤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遭到了扭曲：

礼起于何也？曰：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先王恶其乱也，故制礼义以分之，以养人之欲，给人之求。使欲必不穷于物，物必不屈于欲。两者相持而长，是礼之所起也。

荀子显示出对人类渴望消耗超出持续性界线之物品的能力的关注，其中的要点在于，欲望会破坏用于满足欲望之需的物品。荀子的叙事实际上与西方社会规则之叙事截然相反，后者假设物品的稀缺会激起冲突。荀子注意到，问题不在于物品本身的稀缺，而在于人类对那些物品的欲求可能膨胀得没有止境。他清晰地意识到，人的欲望必须得到调节，以维持那些欲望的健康机能，同时也维持可使人类活动持续下去的物品。

荀子对欲望这个问题开出的处方是礼仪。形式多样的礼仪提供了正确引导人类欲望的框架和边界。礼仪可确保人类欲望以健康和可持续的方式得到满足：

故必将有师法之化，礼义之道，然后出于辞让，合于文理，而归于治……故枸木必将待檃栝、烝矫然后直，钝金必将待砻厉然后利。今人之性恶，必将待师法然后正，得礼义然后治。

尽管荀子和孟子有关人性的看法似乎互不相容，但两种模式其实在论及人类情感之功能时都共有一个重要的元素。荀子承认，人类欲望会通过需求和满足来进行运作，而孟子则认为，人类欲望要通过对环境状况作出反应的内在感情来发挥作用，继而还要借助于一个使那些情感通过表达或表现得以实现的过程。这两种模式间的相似之处在于，两者都将感情视为过程，它们拥有意向性目标，其运行靠的是对行为场域中元素的回应。荀子聚焦于欲望的破坏性能力，孟子则聚焦于感情向道德行为的积极转变，但两者都是从与物品、意愿和对一种圆满的需求相关的行动过程去看待人类本质。

所以，尽管他们也许对人的道德特性持不同观点，但他们的模式都为诊断与情感欲望相关的问题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对欲望和表达借以发挥功能的方式的揭示提供了治疗机遇。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将他们的模式都看作一种道德心理学：两者都提供了我们该如何对自己的感情、情绪和欲望作出反应的模式。他们都明白，感情和欲望是人类行为的核心所在。他们都理解，形成我们对情感和欲望的反应是变成一个健康、机能良好的人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