傍晚，护士为我灌了肠——因为明天的手术要求完全空腹。灌肠的药物让我感觉不适，不仅腹泻，且呕吐了数次。当晚，我感觉头晕，而且失眠了。

为什么我会得癌症？为什么偏偏是我？这个问题，我已经问过自己一百遍。在这黑幕沉沉、万籁俱寂的夜晚，在弥漫着来苏尔气息的病房里，我的思绪又一次牵向这个神秘的问号。

我素来很瘦，但体格强健，十年来没有报销过一分钱的医疗费；我精力充沛，做事走路快得像一阵风，看书写稿经常通宵达旦；我性格豁达，爱说爱笑，遇到一点新鲜的事就高兴得叫起来。“这家伙不知道发愁，能活到一百岁。”丁炳昌对此羡慕不已——像我这样一个人，怎么会得癌症？哪一条哪一款,符合医书上写的致癌原因?

于是我这样安慰自己：站在辩证法的角度，轮也该轮到我了。这么说吧，一个人不能把所有的好事都占尽了——健康、荣誉、家庭、事业，这些年来我运气实在太好，周围的同事中兢兢业业者为绝大多数，但能像我这般色色皆备的，不多。冥冥中有一杆秤：这头得到太多那头就会失去。我失去的是健康，很公平。

我记者生涯中的成名作是长篇通讯《追求》。当初，我到病房里采访那个已奄奄一息的癌症病人栾 时，从他嘴里吐出的第一句话——那么微弱，那么绝望——让我的心不由得战栗：“一切都来不及了……”是的，他的满腹才华，他的全部理想，他毕生的奋斗，他生命中一切美好的东西，都被极左的幽灵残忍地摧毁了，此刻，生命之火即将熄灭，一切都来不及了。

与栾 相比，我多么幸运！粉碎四人帮后的拨乱反正，使我得以从山西省一个边远地区的通讯员，一步登天进入《光明日报》的记者队伍。接下来的十年改革，是新中国历史上最辉煌的十年，也是中国新闻界和《光明日报》最辉煌的十年。汹涌澎湃的改革大潮，造就了一代名记者，作为其中的一个幸运儿，我做了许多想做的事，实现了许多愿望：天马行空的采访，一篇篇长通讯，出书，出国采访，获范长江奖，出席全国党代会……编委会甚至容忍了我的异想天开，特批我暂离记者岗位搞了两年科技开发。

中国有一句老话：“活着做遍，死了无怨。”如此看来，我应该很知足了，哪怕明天的手术台就是我生命的结束。可是，假如死亡就像进入睡眠，那自然好，可等待着我的是痛苦万分的手术和化疗，那就像是酷刑，也许生不如死——这不容你选择，你怕与不怕都得去面对，就如当年江姐被捕后就必定要面对牢狱和酷刑一样。

当然这两者还是有根本区别：江姐面对的是毫无人性的恶魔，而我身边全是亲人、朋友和医护人员；恶魔要摧残江姐的生命，亲友医生是要挽救我的生命。但痛苦毕竟是要我自己去承受，我不知道自己有没有足够的承受力。假如经受了无穷的痛苦还得去死，我怀疑这种承受值不值得。

可生命对于我们每个人只有一次，我不是还有很多事想干吗？我不是还有很多责任——对家庭、对朋友、对读者、对社会——没有尽到吗？生命是如此宝贵，只要有万分之一的希望都不能放弃。

而且谁说我只有万分之一的希望？中国一流的医疗条件，亲友和报社的至深关爱，医生说我的癌症并没有扩散，还有，我自信自己有乐观的天性和坚强的毅力——所有这些加起来，如果一万个癌症患者中只有一个人能穿越死亡地带，那就是我。

既然如此，吃什么苦都值得。冥冥中还应该有一杆秤：这一头吃多少苦，那一头就有多少回报……以前我总是难以想象江姐为何面对竹签子和火链能镇定自若，她毕竟也是血肉之躯啊！现在我想明白了：身处绝境无可逃避，又自信行为的正义——此境此刻，勇敢面对就是唯一的选择，也是唯一的武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