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与死神苦苦搏斗的日子里，除了那张“灿烂的单子”，报社的关爱、亲友与读者的亲情友情，是透入病室的阳光，它驱逐了孤独和黑暗，温暖着我和丁炳昌的心。

那是住进医院的第三天中午，我的两个妹妹突然出现在我的病床前，令我又惊又喜。原来她们是在接到丁炳昌电话的当天，分别从上海和苏州乘火车、站了近20个小时赶过来的。如何安顿她们？我的一个朋友自告奋勇，腾出了一间住房，但离医院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中间要转乘两辆公共汽车，搭八站路。此后，她们每天从那里做了饭送来，还要跟丁炳昌轮流守夜看护我。

半个月后，两人都感冒了，小妹妹更严重，咳嗽不止，发烧不退。但那种时候，一切以我为重，她们的病好像都不是病了，直至有一天我发现小妹妹在洗手间里大口咳血，才知道她的支气管扩张又犯了。我哭了，我发火，甚至以“绝食”来抗议，这才逼着她回了苏州。而这边，丁炳昌的妹妹和表姐立即从南通赶来“接班”。整整两个半月，在天寒地冻的北京，我的亲人一天24小时陪伺着我。我的这条命，是姐妹们给的，这就叫手足之情啊！

医生告之，很多癌症病人不是死于手术，而是死于化疗——白血球持续下降造成免疫功能极度低下，并发症丛生而死。于是我每天最大的任务，就是强迫自己吃饭，吃下一口是一口，吃下去就有生的希望，哪怕吃了就呕吐。

一天，在搜肠刮肚之后，突然想到了家乡的“咸火腿冬笋汤”。但在隆冬的北京到哪儿去找冬笋？那还是1992年啊。中央电视台的一个朋友闻讯，骑着自行车转遍了各大菜市场，仍空手而返。他老兄亲手腌制了一块咸肉，与罐头冬笋一起熬了一小锅，送到病房。打开包在锅上的棉袄，里面的汤还散发着热气，而这位朋友的嘴唇冻得青紫，还流着鼻清水。见状我流泪了。这一小锅汤在我身上产生的能量，不是能以卡路里来计算的。

在我们工作过的山西雁北，一位老领导坐火车给我送来了“补血的”红枣和核桃，在我和丁炳昌开了十年“夫妻站”的武汉，同济医院闻讯专程送来了300个人造假肛用的肛袋，新闻界的朋友买了甲鱼、莲子，也派了个代表千里迢迢送到北京。

一天午觉醒来，我看见床前坐着个不认识的女士泪眼婆娑，吓了一跳。“你忘了，你采访过我……”想起来了，这是武汉的一位大学教授，她来北京开会，闻讯赶来医院，带来了一束特大、特鲜艳的红玫瑰，“请记住：在武汉有你很多朋友，很多读者，我们期待看到‘风采再现’的你！”她走后，我凝视着那束玫瑰，一种幸福的感觉溢满了心头。

还有一盆青翠欲滴的仙人掌，是报社的老花工送来的。“他们说你这里鲜花很多，不用了，可我还是……我知道你喜欢。”老花工跟我并不熟，怎么会知道我喜欢仙人掌？又这么大老远送来！临走，这个憨厚的人讷讷地说：“我没啥文化，但我，我喜欢看你的文章，真的。”出自老花工之口的这样一句平淡的表扬，竟然让我心潮彭湃、备感振奋，而这盆绿色长驻、生机盎然的仙人掌，也给病房增添了无穷的生命气息。

丁炳昌至今珍藏着一张名单：上面记着曾来海军总医院探视的200多位朋友和同人的名字。真不敢想象，如果没有他们的爱和实实在在的帮助，我和丁炳昌如何能熬过那生死未卜、度日如年的75个冬日。

1993年1月底，春节前夕，里三层、外三层穿成了一个大包裹的我，在丁炳昌搀扶下终于摇摇晃晃跨出病房的大楼，我贪婪地呼吸着已经久违的冰冷而清新的空气。报社派来的车把我们送到机场，我将回到老家上海继续化疗。当飞机腾空升起时，我的心在剧跳，在欢呼：终于回家了，终于回家了，终于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