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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我已经卷进这件事情整整十一天了。第一天要从那个潮湿的星期六晚上算起，当时我人在波士顿，看见一个已死的人走过人行道，上了一辆车。这并不是我的幻觉，也不是对方碰巧长得像而已。他就是十年前死掉的那个人没错。不是灯光造成的错觉。他看起来老了十岁，身上还有当时被杀所留下的伤疤。

那时我正走在杭廷顿大道上，准备前往一英里外某个酒吧，听说那里很不错。时间已经有点晚，交响乐厅的观众刚看完表演出来。我很顽固，不肯绕到对街避开群众，所以直接从他们中间穿越。这些人大半打扮体面，身上散发着香水味，而且多是老人。路边有并排停靠的轿车与出租车，引擎运转着，挡风玻璃上的雨刷各以不同的频率来回摆动。他从我左侧的门厅走出，身穿一件厚重的克什米尔大衣，脖子围着围巾，双手戴着手套。他是个光头，大约五十岁。我们差点撞上。我停下来，他也停下来，还盯着我看。我们都迟疑了一下，然后同时移动，随即又停住脚步。一开始我还以为他没认出我，后来他的脸就被阴影遮住，我看不出他的表情。我停住不动，于是他从我前面走过，直接进了路边一辆黑色凯迪拉克后座。我站在原地，看着驾驶员轻松开出车流，听见轮胎在潮湿地面上摩擦发出的嘶嘶声。

我记下车牌，并未因此心生惊恐，也没有满腹疑问，只是接受眼前所见的证据。十年时间随即被那短短的一秒钟给推翻。那家伙还活着！这件事对我来说是个大麻烦。

这就是第一天。我当场完全忘了要去酒吧，直接走回旅馆，拨了几个从当宪兵时到现在仍然记得的电话。我得找个认识且能相信的人，不过我已离开军队六年，现在又是星期六深夜，所以机会不大。最后我找到某个宣称认识我的人，叫鲍威尔，是个陆军准尉。

“我想请你帮个忙，”我说，“追查一个平民的车牌。”

他知道我是谁，所以没对我用那套制式说法，讲些他很抱歉帮不上忙之类的废话。我告诉他我很确定那辆车是私有，不是租来的。他记下我的电话，答应隔天早上再联络我，也就是第二天。

但他没联络我，反而出卖了我。遇到这种情形，我想任何人都会这么做吧。第二天是星期日，我起得很早，叫客房服务送了早餐，等待那个电话，结果十点过后听到一阵敲门声。我从猫眼看出去，外面站着两个人，他们之间的距离贴得很近，就是为了让我能清楚看见。一男一女，都是深色外套，没穿大衣，男人手里有个公文包。他们各自拿着某种官方证件，在灯光下举得很高。

“联邦探员！”男人的声音正好大到能让我听见。

在这种状况下，假装自己不在是没用的。我自己以前就常站在别人门外做跟他们一样的事。要是没人应门，外面其中一人会待在原地，另一人则下楼找负责人拿钥匙。所以我直接开了门，站到一旁，让他们走进房间。

刚开始，他们还很小心翼翼，不过一发现我没武器，看起来也不像疯子后，很快就放松下来。他们将证件递给我，趁我查看的同时客气地在房间绕了绕。证件上方印着美国司法部，下面是缉毒组，中间则是一大堆图章、签名跟水印，另外还有他们的照片跟姓名。男探员证件上的名字是史蒂芬·艾略特，跟一个诗人同姓，那位诗人有首作品中曾提到四月是最残酷之季节，讲得还真是对极了[1]。证件上的照片跟本人很像。史蒂芬·艾略特看来介于三十到四十岁之间，体格粗壮，皮肤黝黑，有些谢顶，照片上的他笑得很和善，本人说不定更好相处。女探员的名字是苏珊·达菲，比史蒂芬·艾略特年轻一点，身形也较高。她皮肤很白，身材苗条，非常迷人，另外她的头发跟照片上不一样，显然后来换了发型。

[1]指T.S.Eliot(1888-1965)，著名诗人与评论家，出生于美国，后入籍英国，一九四八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原文所引用诗句（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出自其作品《荒原》（The Waste La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