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俩离开了茶会，感觉良好。我一路上与菲尼一起开怀大笑，他是我最好的朋友，他是天下无双的，任何事情都能够绝处逢生。这并不是因为他是什么阴谋家；这一点我可以肯定。他事事都能绝处逢生，是因为他是那种了不起的人。事实上，这样一个人选择我做他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荣幸。

菲尼从不放下没有做好的事情，哪怕这件事情已经做得足够好，只要还不是尽善尽美，他就不会放下。“咱们到河边跳水去，”当我们走出阳光门廊时，他轻声说。我们一路行走，他用靠在我身上、改变我方向的办法来强迫着我，就像一辆警车在把我挤到路边似的，指引着我不情愿地朝体育馆和河边走去。“咱们必须把这个茶会从头脑中赶走，”他说，“还有那些谈话！”

“是的，那当然很无聊。是谁在侃侃而谈啊？”

菲尼凝神思索。“帕奇-威瑟斯先生真够夸夸其谈的，还有他老婆，还有……”

“是的，还有？”

他故作震惊地看着我，“你不会是说我说话太多了吧？”

看着他那张口结舌的惊异样子，我饶有兴致地反唇相讥：“你？说话太多？你怎么会指责我这么说你！”正如我前面说过的，那是我的讥讽之夏。只是过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讥讽是弱者的抗议。

我们在阳光明媚的下午一路前往河边。“我并不真的相信我们轰炸了中欧，你呢？”菲尼思绪重重地说。我们途经的那些宿舍非常庞大，在一层层厚厚的藤萝后面面目难辨，这些藤萝的叶子又大又老，你会觉得它们一年四季都长在这里，真可谓永久的新罕布什尔空中花园。在楼与楼之间，榆树在那么高的地方弯曲着，你不再记得它们的高度，直到你的目光望到那熟悉的树干以上的部位，看到那最矮部分的叶伞，领悟到它们耸立云端的高傲感，树枝，树枝，还是树枝，一个树枝的世界，有着无穷无尽的树叶，这时你才会想起它们有多高。它们似乎也是永久的，永不变化的，一个高空中不被碰到、无法够到的世界，就像是大教堂那装饰性的塔尖，高得无法享用，高得派不上用场，伟大，遥远，一无用处。“是的，我也不相信。”我答道。

远处，我们的前方，有四个男孩子在朝网球场走去，在那没有尽头的绿色运动场上，他们看上去就像是白色的旗子。他们的右边，体育馆在灰墙后面沉思，那又高又宽、上方呈椭圆形的窗户，反射着阳光。越过体育馆，运动场开始变成树林，我们德文学校的树林，在我的想象中，这个树林就是北方大森林的开始。我思索着，从德文树林起，树木形成一个逐渐丝毫不间断的走廊，远远地通往北方。谁都看不到它另一端的尽头，一直通到加拿大那遥远而荒蛮的最顶端。我们似乎是在这最后、最大的荒野那被开发了的边缘上游戏。我从没证实是否真是这样，也许是的。

对于身处此地的我们来说，轰炸中欧完全是不真实的，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无法想象它—— 一千多张报纸照片和新闻短片已经给了我们有关这一景象的相当准确的概念——而是因为德文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太美好了，我们无法接受那样的事情。我们在全然的自私中度过了那个夏天，如今，我愿意这么说。1942年的夏天，世界上可以自私的人为数不多，我很高兴我们充分利用了那个夏天。

“第一个说讨厌话的人屁股上要挨一脚。”当我们来到河边时，菲尼条件反射地说。

“好吧。”

“你仍然害怕从树上跳下来吗？”

“这个问题有些讨厌，对吧？”

“这个问题？不，当然不。这取决于你如何回答。”

“害怕从树上跳下来？我觉得跳下来非常有趣。”

我们在河里游了一会儿泳后，菲尼说：“你先从树上跳，好吗？”

“好啊。”

我开始僵硬地攀登木钉，因为有菲尼紧跟在我后面而稍稍感到一点踏实。“咱们将用一起跳水来增强伙伴关系，”他说，“咱们将组成一个自杀社，而入社的条件就是从这棵树上往下跳一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