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我竟还以为我俩是竞争对手！这太荒唐可笑了，我简直想哭。

如果换了菲尼亚斯，换了是他心怀愧疚地坐在这里，他会怎么想，他会怎么做？

他会告诉我真相。

我蓦地站起身，弄翻了椅子。我惊愕地瞪着他，他也瞪着我，片刻之后，他的嘴巴咧成了笑容。“啊，”他终于用他那会意的声音友好地说，“你想做什么，催眠我？”

“菲尼，我有话要告诉你。说出来你会恨我，可这件事我必须告诉你。”

“天哪，多么雄壮，”他一面说，一面靠回枕头上，“听起来就像是麦克阿瑟将军。”

“听起来像谁我不在乎，等我告诉了你，你就不这么想了。这是顶顶糟糕的事，我很难过，不想告诉你，可我却必须告诉你。”

但是我没有告诉他。没等我倾吐心声，斯坦普尔大夫就走了进来，然后一名护士也走了进来，我被打发走了。第二天，医生认为菲尼的状况还不适宜接受探视，即使我这样的老朋友也不成。不久，一辆救护车就把他拉走，把他送回波士顿郊外的家中。

暑期班走向尾声，正式结束了。但是对我来说，它似乎是摇摆不定地待在那里，被奇怪地提前叫停了。我回南方老家休了一个月假，在白日梦与不真实的气氛中度过了这段假日时光，仿佛此前也曾这样过，这次也是我头一回觉得假期趣味索然。

9月底，我坐上1942年9月那种拥挤而无确定时间的火车，起程返回德文。抵达波士顿时，我晚点了十七个钟头；在德文，这样的经历会是一种谈资。通常在假期之后，那些长途跋涉过的学生会一连好几天滔滔不绝地讲述或编造自己在旅途中的历险。

我很幸运，在南站打到了一辆出租车，我没对司机说“北站”，也没穿越波士顿去赶开往德文的末班火车，以完成这个旅程的最后一小段，而是靠在座位上，不由自主地说出了菲尼家在郊区的地址。

我们很容易就在一条街上找到了他家，老榆树的树枝在街道上方摇曳。房子本身很高，是白色的，作为菲尼亚斯的家，它看上去确实很合适。房子邻街的一面非常优雅，不过在厢房和侧房的后面，房子以得体的比例迅速缩小，最后以一个毫无装饰的大谷仓结束。

什么事情都不会使菲尼亚斯惊讶。一名女清洁工来开门，当我走进他所坐着的房间时，他看上去非常高兴，却一点也不吃惊。

“这么说你终于肯大驾光临了！”他的声音热情而高亢，高亢得有一点点变了音，“你从南方给我带好吃的来了吧？忍冬和糖蜜，或者是别的好吃的？”我试图想起点什么好笑的事讲给他听。“玉米面包？你准带来了东西。你不会大老远的回南方，然后一路返回，什么都不带，只露一下你这张无精打采的脸。”他滔滔不绝，不顾我的震惊和笨拙，他的话语也盖住了我的震惊和笨拙。看见他靠在大扶手椅中的医院款式的白枕头上，我说不出话来。尽管在德文校医室他也很狼狈，可那时他似乎还是一名在运动中暂时受伤的运动员；仿佛教练员随时都会过来，给他包扎绷带。而现在，在这安静的老街上，面对着新英格兰大壁炉，蜷在那里，我觉得他就像是一个出不了屋的病残者。

“我带来……啊，我忘记给任何人带任何东西。”我极力提高嗓门以掩饰这喃喃的自责。“我回头给你邮些来，花之类的。”

“花！你在南方究竟怎么了？”

“啊，”我头脑中一句轻松的调侃也找不出来，“那我就给你邮几本书吧。”

“书就算了，我更想跟你聊聊天。南方有什么新鲜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