弘治十年（1497年），王阳明二十六岁。是年，他再赴京城。这时，明朝的边境已有些动荡。

弘治元年，鞑靼向明朝派使，希望通好。弘治八年正月，鞑靼进犯凉州。弘治十年五月，鞑靼小王子又攻扰潮河川，明朝指挥官刘钦等人战死。是年十月，朝廷起用王越，封为三边（大同、延绥、甘宁）总制。

边境危机，急报频传，朝廷狼狈不堪，遍求良将而不得。王阳明慨叹说：“武举之设，仅得骑射击刺之士，而不可以收韬略统驭之才。平时不讲将略，欲备仓卒之用，难矣。”

于是，王阳明开始遍寻兵法秘书，精心研读。会见宾客或者参加宴会之时，他常用果核排兵布阵，向他人展示兵法。这一时期的积累使他之后能在南方各地发生叛乱之际，灵活巧妙地使用兵法，在短短数月之内平定贼寇，最终建立了卓越的功勋。

从王阳明讨伐贼寇的计谋中，可以看出他是一个兵法奇才。前文已述，王阳明少年时代就已显出奇才，十三岁时使用计谋促使继母改过自新，这似乎暗示着他终将成为一位伟大的战略家。

王阳明二十六岁时攻读的兵书有哪些呢？《阳明先生年谱》和《阳明先生行状》中都没有记载，对此我们也无从得知，但我猜测可能会是《武经七书》这一类的兵书。《武经七书》中最出名的就是《孙子兵法》。有人评价《孙子兵法》是前世所有兵法的集大成者，后世所有兵书无非是对《孙子兵法》的注解，故《孙子兵法》被称作“兵法圣书”。

史书中没有孙子使用自己的兵法建功立业的记载，但后世却有通过使用他的兵法而取得巨大战果的事例。王阳明在讨伐贼寇时使用的兵法就非常神妙。

兵法和名剑都是冷酷无情之物，名剑会由于使用者的不同，而变为“活人剑”或者“杀人剑”。兵法也是如此，也会由于使用者的不同，而变为“活人兵法”或者“杀人兵法”。

王阳明的兵法确实有冷酷无情之处，但那是兵法的本来面目。王阳明的儒学家身份为他的兵法注入了一些“仁慈”元素，这也使得他的兵法成了“活人兵法”。如果不弄清这一点，就容易对王阳明形成误解。

后来，王阳明在论述“良知”说时，曾提到先秦的纵横家、外交家苏秦和张仪：“苏秦、张仪之智，也是圣人之资。后世事业文章，许多豪杰名家，只是学得仪、秦故智。仪、秦学术善揣摸人情，无一些不中人肯綮，故其说不能穷。仪、秦亦是窥见得良知妙用处，但用之于不善尔。”

无论是兵家、法家，还是纵横家，他们都是从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希望将他人控制于股掌之间。为了达到这一目的，他们会使用一些计谋，使他人即使被控制也感觉不到。对儒生来说，他们不仅要修身，还要经世致用，这就要求他们必须去直面他人和社会，为了更好地应付周围的一切，他们不可避免地会使用一些权术。

王阳明运用兵法权诈之术讨伐叛贼，最终立下大功，他对苏秦和张仪做出以上评价也是理所当然的。后来，一部分儒学家批评王阳明善权术，其实如果他们能够仔细体会王阳明对苏秦和张仪的评价的话，就不会误解王阳明的本意，对他也会有一个更客观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