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阳明获悉父亲龙山公被刘瑾罢免之后，便意识到豺狼般的刘瑾不知何时就会把魔爪伸到自己眼前，于是心中不免涌起生死之念。

前文已述，王阳明虽然能够超然面对荣辱得失和艰难困苦，但他对生死之道还没有看得那么开。在佛教和道教中，生死是一件大事，儒家对此也非常重视。孔子在回答弟子提问的时候，曾经谈到过死，“未知生，焉知死？”即“实实在在地生活也是一种对死的超脱”。孔子在此非常直率地道出了儒家的生死观。此外，《周易》中也有所谓“天地之大德曰生”，意指“顺应天地生生34之道其实就是超脱生死之道”。

总而言之，专注于生就是为了克服死，这和日本神道教的精神是一致的。故而也可以这样说：“生生乃是天地神人之大道。”

对后世儒者来说，生死观是修行中的一件大事，如果不能打通生死关的话，哪怕是闯过了其他所有关卡，也不能成就圣贤之道。朱熹认为，生死乃是一种“理”，只有至“理”，才能够克服死。如果生死真的如朱熹认为的那样，那就再好不过了。可是，如何让一个人理性地去面对突然而至的死亡所带来的恐惧，却是件非常困难的事。明末大儒刘宗周35（念台）面对死亡时，内心曾起过大波动，于是痛感自己的学问尚不彻底，转而更加刻苦地修行用功。

王阳明自己也曾论述过超脱生死之念的重要性，“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若于此处见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王阳明虽然以超脱生死念头为主要追求，但并不蔑视超脱其他诸念的行为。在王阳明看来，儒者做学问的目的，就是要穷尽天下万物之理、探寻天下万物之本源，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如果不能超脱生死之念，就不可能实现儒者的理想。

总而言之，对王阳明来说，“格物致知”是超脱生死之念的唯一之道。在阐述超脱生死之念时，王阳明虽然和佛教徒一样，承认生死是人生中的一件大事，但他并没有如同佛教徒那样谋求从生死中解脱出来。如果他也谋求从生死中解脱出来，那他就不再是一位儒学家，而是一名佛教徒了。

王阳明在龙场意识到自己仍然没有超脱生死之念后，感到愕然，于是在屋后建了一个石墩，日夜端坐其中，参悟死之要义，寻求心之静一，以求自己能够超脱生死之念。

一天夜里，王阳明恍然顿悟，随即发狂般地欢呼雀跃起来，感觉就像云开雾散、豁然见到阳光一样，终于使至今未曾参透的“格物致知”之旨露出了真相。王阳明觉悟到：原来圣人之道蕴藏在每一个人的心中，一直以来所沿用的向心外求理的方法本身就是一个错误。这就是后来所谓的“龙场顿悟”。

王阳明在龙场通过“澄默静一”的修习而超脱了生死之念，同时还悟出了“格物致知”之旨。前文已述，王阳明曾经秉承朱子之教，去格一草一物之理，但无论他如何努力，都无法实现“心”与“理”的融合，最终不得不放弃。龙场顿悟，其实是王阳明第一次体认到“心”与“理”的融合。

在龙场顿悟之前，王阳明通过和湛甘泉的交游及自身的体验，已经或多或少对“格物致知”有了一些想法，即“格物致知”不应该一味地靠“理性主义”完成，最主要还必须靠对“理”的体认。尽管王阳明当时持有这样的想法，但他一直苦于未能实现“物之理”与“人之心”的融释。

龙场顿悟后，王阳明尝试用脑海中的“五经”之言去验证自己顿悟的成果，结果一一契合，反而是朱熹的注释和自己的所悟完全不同，于是他就作了《五经臆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