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上是《阳明先生行状》中关于王阳明顿悟前后的一些记载。《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和《阳明先生行状》的记载基本一致，但略有不同，下面为《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

日夜端居澄默，以求静一。久之，胸中洒洒。而从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饲之。又恐其怀抑郁，则与歌诗。又不悦，复调越曲，杂以诙笑，始能忘其为疾病夷狄患难也。

因念：“圣人处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语之者，不觉呼跃，从者皆惊。

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乃以默记“五经”之言证之，莫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此外，《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中的记载和《阳明先生行状》《阳明先生年谱》中的记载也有出入。《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如下：

久之得家信，言逆瑾闻先生不死，且闻父子相会于南都，益大恚忌，矫旨勒龙山公致仕还乡。先生曰：“瑾怒尚未解也。得失荣辱，皆可付于度外。惟生死一念，自省未能超脱。”

乃于居后凿石为椁，昼夜端坐其中。胸中洒然，若将终身夷狄患难俱忘之矣。仆人不堪其忧，每每患病。先生辄宽解之，又或歌诗制曲，相与谐笑，以适其意。

因思设使古圣人当此，必有进于此者。吾今终未能免排遣二字，吾于格致工夫未到也。

忽一夕梦谒孟夫子，孟夫子下阶迎之，先生鞠躬请教。孟夫子为讲良知一章，千言万语指证亲切，梦中不觉叫呼。仆从伴睡者俱惊醒。

自是胸中始豁然大悟，叹曰：“圣贤左右逢源，只取用此良知二字。所谓格物，格此者也。所谓致知，致此者也。不思而得，得甚么？不勉而中，中甚么？总不出此良知而已。惟其为良知，所以得不繇思，中不繇勉。若舍本性自然之知，而纷逐于闻见，纵然想得着，做得来，亦如取水于支流，终未达于江海。不过一事一物之知，而非原原本本之知。试之变化，终有窒碍，不繇我做主。必如孔子从心不逾矩，方是良知满用。故曰‘无入而不自得焉’。如是又何有穷通荣辱死生之见，得以参其间哉。”

于是默记“五经”，以自证其旨，无不吻合，因著《五经臆说》。

《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的记载存有一个很大的疑问，即王阳明真正把“良知”作为自己学问宗旨是在四十九岁以后，而在龙场时，他还未到这一年纪，所以不可能用“良知”来解释“格物致知”。

“良知”说本是孟子所创，但当时的王阳明还没有将“良知”作为自己学问的宗旨。在这样的情况下，孟子就托梦向其传授“良知”说的秘意，这在情理上也说不通。所以可信度更高的《阳明先生行状》和《阳明先生年谱》，就没有王阳明在此时提出“良知”说的记载。

其实，王阳明对“格物致知”的顿悟，仅仅是对“致知”的顿悟，而《皇明大儒王阳明先生出身靖乱录》却将其误认为是对“致良知”的顿悟。

那么，王阳明的“龙场顿悟”究竟指的是什么呢？它的主要内容应该是：王阳明通过“主静修行”而超脱了生死之念，然后又以此为媒介，在实现“心”与“理”统一的过程中，体悟到“格物致知”之理不应该像朱熹那样是从“心外求理”，而应该向自己的心内求理。因此可以这样说，王阳明的龙场体悟与陆九渊对“心即理”说的体悟是相通的。

但在《阳明先生年谱》中却并没有明确提及“心即理”三字，而只是说：“始知圣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于事物者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