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见，王阳明是明确反对向心外求理的，所以说他悟出的其实就是“心即理”说。而所谓“圣人之道，吾性自足”中的“性”的含义，则与程颢“定性说”中的“性”的含义比较相近。张载曾向程颢请教关于“定性”的问题，程颢回答说：只要顺应“理”，“心”自然就会安定下来。所以“定性”的“性”指的就是“心”。不过王阳明所理解的“心”并不同于程颢所理解的“心”。王阳明所理解的“心”乃是《孟子?告子上》中的“本心”。

朱熹提出的是“性即理”说，认为“性”和“理”是形而上的东西，具体的事物则是形而下的东西，形而上的东西要依附形而下的东西而存在，“格物穷理”乃是通过格形而下的东西去求形而上的东西。

朱熹将“心”视作形而下的东西，重视向心求理，但又觉得心是灵活多变的，向“心”求“理”最终可能会演变成向“心”求“心”。为了防止可能产生的混乱，所以他主张向心外求理，并且认为只需用“心外工夫”就可以了。

尽管朱熹没有明确说过向心内求理，但他对“心”的工夫一样非常重视。他所提出的“居敬”说，其实就是一种跟“心”有关的实践工夫。

王阳明并不认同朱熹所主张的“心外求理”的观点。《阳明先生年谱》中记载的是王阳明悟出了“性即理”，这其中可能有些错误，因为真正秉承“性即理”的应该是批判陆九渊心学的朱熹，而王阳明悟出的应该是“心即理”。王阳明所谓的“圣人之道，吾性自足”，沿袭的并不是朱熹的“性即理”说，而是陆九渊的“心即理”说，在这一点上，他与陆九渊是一脉相承的。

自从王阳明笃志圣学以来，曾屡遭挫折，后来历经千辛万苦才最终悟道。不过有一点必须注意，即王阳明不是通过“静悟”才最终悟道的。

总而言之，“龙场顿悟”悟得的就是“心即理”。陆九渊也曾提过“心即理”，那么王阳明的“心即理”是否是从陆九渊那里得来的呢？当然不是。因为王阳明论述的很多东西，陆九渊根本未曾提及过。

尽管当时学术界对朱子学和陆学的异同展开了一些争论，但那个朱子学万能的时代，几乎没人会去关注陆学。假如王阳明关注陆学的话，那么在他通过朱子学的方法“格物”失败之后，应该立刻会想到陆学。但是，王阳明“格物”失败之后，并没有想到陆学，而是强调，天分是成为圣贤所必需的，于是他只好放弃自己的修行，而把志向转向了其他异端之学。据此可以看出，王阳明当时根本就没关注过陆学。

虽然陆九渊和王阳明都主张“心即理”，但陆九渊并不主张“主静体悟”，而王阳明则主张“主静体悟”。若从王阳明的性格和体质来看，较之朱子学，他确实更容易倾向于陆学，但他对“心即理”的体悟却是通过自身的经验得出的。

“龙场顿悟”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奠定了王阳明今后做学问的方向，所以说王阳明真正笃志于圣学是从“龙场顿悟”开始的。但是，这条道路绝非一条坦途，这从王阳明后来的学问之“三变”中也能看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