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训蒙大意》的第二段写道：

大抵童子之情，乐嬉游而惮拘检，如草木之始萌芽，舒畅之则条达，摧挠之则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趋向鼓舞，中心喜悦，则其进自不能已。譬之时雨春风，霑被卉木，莫不萌动发越，自然日长月化。若冰霜剥落，则生意萧索，日就枯槁矣。故凡诱之歌诗者，非但发其志意而已，亦以泄其跳号呼啸于咏歌，宣其幽抑结滞于音节也。导之习礼者，非但肃其威仪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让而动荡其血脉，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讽之读书者，非但开其知觉而已，亦所以沉潜反复而存其心，抑扬讽诵以宣其志也。凡此皆所以顺导其志意，调理其性情，潜消其鄙吝，默化其粗顽。日使之渐于礼义而不苦其难，入于中和而不知其故。是盖先王立教之微意也。

由上文可知，王阳明在儿童教育方面也有着独到的见解。他认为，教育儿童不能采取强制措施，而应该遵从儿童喜爱嬉戏、害怕拘束的天性，通过鼓励、引导使他们自然而然地建立起道德观念。正所谓“春风化雨，润物无声”。而强制教育则好似“冰风冷雨”，十分不利于儿童身心成长。同时，培养儿童的道德观念，也不能急于求成。在《训蒙大意》首段中，王阳明提出“涵养”一词，应予以重视。“涵养”原意是指将米浸入水中，使其自然膨胀后再供人食用。王阳明认为歌诗、习礼、读书等事的最终目的就是提高儿童的“涵养”。对此，王阳明认为：

一、引导儿童背诗、唱歌，不仅能提高他们的表达能力，还可以使他们在跳跃、吟唱中排解内心的不快，有利于儿童的健康成长。

二、引导儿童学习礼仪，不仅能端正他们的仪表，还能增强体质。起坐行礼会促进全身血液循环，并起到舒筋壮骨之效。

三、引导儿童读书，不仅能帮助他们吸收知识，还可以丰富他们的心灵。并且，抑扬顿挫的大声朗读能激发儿童的信心。

王阳明认为，以上三点均要以引导的方式来进行。如此，才能使儿童慢慢建立起好学的习惯，不致产生逆反心理。不知不觉中，儿童的顽劣性情自然得到改善，他们逐步学会了基本的社会礼仪。最重要的是，促使他们自然而然地步入中和之道，这才是先贤们实施教育的真正目的。

王阳明提出，读书不仅是为了获取知识，也是为了陶冶情操。教育儿童应做到因势利导，使他们逐步掌握道德标准，遵从社会规范。

孔子说过“兴诗、立礼、成乐”（《论语?泰伯篇》）。也就是说，诗歌可以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礼仪可以树立社会道德规范，音乐可以完善人们的修养。

后世有儒者认为，提倡礼教会束缚人们的思想。但由孔子之言可知，礼是人性的，而不是非人性的。儒学认为，礼乐为教育之根本，礼与乐是密不可分的。偏废任何一方，都不利于教育事业的发展。因此，孔子提出“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篇》）

总之，王阳明认为，教育儿童的基本准则是顺应儿童的性情，使他们在不知不觉中树立起道德观念。

《训蒙大意》第三段内容如下：

若近世之训蒙稚者，日惟督以句读课仿，责其检束，而不知导之以礼，求其聪明，而不知养之以善。鞭挞绳缚，若持拘囚。彼视学舍如囹狱而不肯入，视师长如寇仇而不俗见，窥避掩覆以遂其嬉游，设诈饰诡以肆其顽鄙，偷薄庸劣，日趋下流。是盖驱之于恶而求其为善也，何可得乎？

王阳明介绍了当前儿童教育的现状，其言辞虽略有夸大，但上述情况也确实存在。当时，儿童教育中存在诸多问题，教育的目的仅局限于灌输知识、提高智力，教育手段单一、严苛。对此，王阳明持反对态度。他认为，此种教育方式会使学生害怕上学、敬畏老师。久而久之，学生就会变得谎话连篇，甚至道德观念也会被扭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