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2年1月，《悲剧的诞生》在瓦格纳家里引起兴奋热情的风暴，但这热情持续了甚至半年不到，极大的冷静时期就随之而至。五月底（瓦格纳最近以来已经迁居到拜罗伊特）出版了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伊伦多夫（Ulrich von Wilamowitz-Moellendorff）的一个论战诽谤性的小册子，标题是《未来的语文学!》（Zukunftsphilologie!）。这个小册子从标题出发，就取笑尼采对“未来的音乐”的社会责任感，并且严厉谴责《悲剧的诞生》是对语文学的背叛。乌尔里希·冯·维拉莫维茨-莫伊伦多夫是尼采的中学同学，据说，他成了20世纪最重要的古典语文学者之一。维拉莫维茨的论战小册子，在理查德·瓦格纳和科西玛·瓦格纳的内心引起极大震惊。6月23日，瓦格纳在《北德汇报》（Norddeutsche Allgemeine Zeitung）上发表了一封致尼采的公开信，在这封信中，瓦格纳充分发挥了他自己与古希腊充满热情的联系，自从他在德累斯顿上中学以来，他就明确强调“对我的缪斯女神的艺术观的一种理想。” 他抨击无创造性的、不结果实的大学语文学训练，这种说法尤其受到尼采的几篇学术报告《论我们的教育机构的未来》（über die Zukunft unserer Bildungsanstalten）的启发，瓦格纳夫妇在三月份以极大兴趣阅读过这些报告。在这封公开信中，维拉莫维茨被瓦格纳刻画并且讽刺地嘲讽成一个典型德国的、阴险的、贝克迈瑟尔式的迂夫子。

艾尔文·罗德写了一篇论战性质的语文学文章《诽谤性的语文学》（Afterphilologie），用以反击维拉莫维茨。然而，瓦格纳的公开信和罗德的论战文章，都对尼采没有太大的帮助。在下一个学期，令瓦格纳和科西玛感到震惊和气愤的是，在尼采的课上，几乎所有学生都不来听课。七年之后，当尼采由于健康状况而永远地离开大学时，维拉莫维茨以市侩庸人的沾沾自喜评价说，尼采现在终于听从了他1872年的呼吁：他应该从教授职位上走下来，在这个教授职位上，他再也没有什么好寻觅的（正如维拉莫维茨后来在他的回忆录中承认的那样）。语文学界对尼采的诽谤，使尼采与瓦格纳个人更接近了。瓦格纳如此强烈地认同《悲剧的诞生》，以至于他有一次——足够有远见卓识地——向尼采预言，会出现这样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您的著作会来捍卫您的。我再一次阅读了这本书，我向上帝对您发誓，我认为，您是知道我的意愿的绝无仅有的一个人！”

特里布申的田园风光还一直没有被《悲剧的诞生》招致诽谤这种令人沮丧的后果损害。因为，在1872年4月的最后一个星期，瓦格纳全家清理别墅，把他们的居住地转移到拜罗伊特。尼采最后一次到特里布申拜访他们。尼采在5月1日致信盖尔斯多夫说：

上一个星期六，是对特里布申难过而深深感动的告别。特里布申现在停止了：我们仿佛在随处可见的废墟下面一样，四处乱转，感动无处不在，弥漫在空气中，在云彩里，那条狗什么都不吃，当我们与侍者家人说话时，他们一直在抽泣哽咽。我们把草稿、信札和书籍捆起来，哎，真是如此绝望，前景黯淡！我在特里布申附近度过的这三年里，我23次到那里做客，对我而言，这三年意味着什么！倘若没有这三年，那我现在会是什么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