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或多或少隐晦的意见分歧，尼采仍然对瓦格纳和拜罗伊特的项目保持无限的忠诚，正如尼采在《致德国人的敦促倡议书》（1873年）中所表明的那样，当时拜罗伊特的项目陷入危机。1874年这一年本来会很容易成为瓦格纳巨大的不幸之年。拜罗伊特的项目如此陷入资金困难中，以至于尼采都担心一种全面的失败。玛尔维达·冯·梅森布克（Malwida von Mysenbug）是《一位女理想主义者的回忆录》（Memoiren einer Idealistin）（1869——1876年）的作者，她是19世纪晚期给人印象最深刻的、思想解放的女性人物之一。尼采是在拜罗伊特节庆演出剧院的奠基仪式上结识她的，作为与瓦格纳夫妇过从甚密的朋友，她也受邀参加了此次活动。

1874年2月11日，尼采在致信玛尔维达·冯·梅森布克时承认：“我们彼此之间有一种共同的苦楚，……因为拜罗伊特的苦楚。因为，哎，我们寄予的希望曾经太巨大了！”尼采说，他已经“认真仔细地考量过了所有的原因，为什么这个项目会停滞，是的，为什么它或许会失败 ”。尼采这个时候就已经在酝酿，准备写一篇随笔，题目是《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倘若尼采这时动笔写，那么，这篇随笔肯定会是对拜罗伊特项目的一份完全批评性的分析，它会完全处于对瓦格纳失败的征兆中。当然，尼采首先为自己保留他的怀疑想法，他没有对外说，而且，当这个项目不久因为国王的贷款而得救时，尼采把这些想法完全压了下去。

尼采在1874年和1875年写的日记，已经包含了他后来写的反对瓦格纳的论战文章中几乎所有的论点，只不过这时还没有那些尖锐刺耳的声音罢了。在尼采的日记中，瓦格纳已经被刻画成音乐上的雄辩术教师，而且，他一再被刻画成“被调动职位的演员”。在这里，尼采就已经指出了瓦格纳的所有性格弱点，他后来公开揭露的性格弱点，只不过在这个时候，这些性格弱点还处于和解的光线下：瓦格纳缺乏“满足”和谦虚，他不让“任何有个性特征的人物”在他的身边发挥作用。例如，勃拉姆斯，他嫉妒心强，他“偏爱浮夸和奢侈”，他对“极端庞大事物具有暴君意识”，鉴于这一点，尼采认为，以下这种情况真是“一种万幸”：“瓦格纳没有处于更高的社会地位，没有作为贵族出生，没有痴迷政治领域。” 尼采还认为，瓦格纳“没有限度和节制 ，”而他作为艺术家的纪律性与这个特点形成鲜明对比[“就仿佛在希腊人那里一样，作为艺术家，他是‘有节制的’（σωφρων），作为人，他不是。”。他总是“常有理”，这种心态在艺术史上“把发展归功于自己本身的必要性”，但是把“别人的发展视为歧途、邪路和迷途”。他拥有拍马屁的追随者，在别人眼里已经成了很大问题，还有他对犹太人的敌视，在这个问题上，尼采坚决地与瓦格纳保持距离。在这种对犹太人的敌视上内在联系，尼采表达了他的怀疑：瓦格纳喜欢把自己身上感觉不舒服的性格特点，投射到别人身上和其他现象中，为了在其中背离他自己：“瓦格纳把他的全部弱点强加到时代和对手身上，以此消除他的全部弱点。”按照尼采的观点，这对现代人而言是典型的，现代人相信自己是“不可或缺的”，以此取代对上帝的信仰。但是，“只相信自己的人，对自己都不再完全真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