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尼采为瓦格纳总结的心理特征中，属于最有预见性的、最敏锐的特征有：尼采指出了，瓦格纳无所不晓地“读懂其他个体”，这“几乎不允许一种相当人性的交往”。他还补充道：“唯独爱接近他，但是，这种爱是盲目的，而他去看。所以，他习惯于被爱，并且在爱中进行统治。” 在尼采看来，把爱的供给和统治姿态结合起来，这就是瓦格纳的个性特征中的不可抵御的作用的秘密公式。然而，在尼采1874年的日记中，瓦格纳却作为一个失败的统治者出现。尼采不仅仅从拜罗伊特项目的“失败”出发，而试图探究这种失败的“原因”，在他看来，作为在最高的水平上失败的人，作为革命者，瓦格纳是失败的，在与国王的友谊中，他也是失败的。这种与国王的友谊，并没有在艺术上和物质上给他带来他所期望的，反而把他拉入那位耽于幻想的国王可疑的名声中。

他参加革命，同样也是不幸的：他失去了有财产的保护人，引起了恐惧，而又不得不以社会主义各个政党的变节者出现；一切都对他的艺术毫无益处，而且很没有必要性，此外还成了不明智的标志，因为他根本就没有看透1849年的局势；第三，他侮辱犹太人，而犹太人拥有最多的金钱，并且掌控新闻媒体。当他这样做时，他还没有相关的职业——后来则是复仇。

尼采1874年的日记记录了他所担心的预感，即瓦格纳会在拜罗伊特遭受失败。由于路德维希二世提供了贷款，这些担心事实上证明是没有根据的，这时，尼采对失败的分析也就被抽掉了根基。所以，在1876年的纪念文章《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中，尼采批评的语气最终完全消失了。

在拜罗伊特，瓦格纳夫妇根本就没有料到任何关于尼采内心发生的批评性的转变。当《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排练于1875年夏天在拜罗伊特举行时，他们也似乎忘记了尼采对1874年的疑虑。尼采的朋友盖尔斯多夫、罗德和弗兰茨·欧维尔贝克得以参加排练；而尼采本人则由于他的棘手的健康状况，不得不远离他们，无法参加，倘若不是什么更深层的心理的和理智的原因强迫他缺席。尼采真正表达渴慕和悲伤的诗歌还是被寄到了在拜罗伊特的朋友们的手上。例如，8月1日这封写给罗德的信：“然而，我每天的四分之三以上时间都想象着在那里，就像一个幽灵一样，总是围绕着拜罗伊特……我在散步时足够频繁地在内心指挥我能背下来的全部音乐，然后跟着哼唱。”

1876年7月初，当尼采的著作《不合时宜的观察》的第四篇《理查德·瓦格纳在拜罗伊特》出版时，可以理解的是，瓦格纳对尼采的“卓越的著述”（科西玛在日记中这样记载）作出了热情洋溢的回应，尽管瓦格纳由于正在现场，全力以赴地投入到音乐节直接的筹备工作中，而只发了份电报：“朋友！您的书太棒了！——不过，您对我的了解到底从何而来呢？” 在瓦格纳的“庆典讲话”发表十年之后，尼采在一份作为遗稿出版的日记中，把瓦格纳1876年发表的“庆典讲话”描述为一种“宣布脱离关系和关系疏远的行为”，尽管讲话表现出奉承的姿态，他这样引用了这篇讲话：“每一位仔细检验的人都知道，就连一种神秘的对立关系、相互对视的神秘的对立关系都属于观察。” 在《人性的，太人性的》（Menschliches, Allzumenschliches II）（1886年）的第二部前言中，尼采也引用了瓦格纳“凯旋的庆典演说”中那句“背叛的和伤感的话”。这篇庆典讲话是“对我的一段过去进行赞美和感激，针对我的航行之最美丽的、也是最危险的海洋平静……而实际上是一种分离，一种告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