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不得不认识到，他和瓦格纳总是部分地拥有同样的公众，而这公众恰恰是公众最卓越的代表，他们不愿意承认，尼采和瓦格纳之间存在一种难以逾越的精神分歧，他们也不愿意把昔日的朋友之间的分裂，看成是不可避免的和难以克服的。尼采的朋友们没有激进地和他一起，走他自己的路，朋友们不愿意看到，尼采的路不能与瓦格纳的路协调一致，瓦格纳“抢走”他的追随者，正如尼采1883年2月19日致信彼得·加斯特时令他痛苦地断言的那样，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尼采都不断面临上述情况，他在1882年3月21日致信玛尔维达·冯·迈森布克时写到，他只有一线希望，“假如我对我的未来没有完全看错，……瓦格纳影响的最好的部分将在我的影响中延续。” 而尼采在这一点上并没有看错。

瓦格纳于1883年2月13日辞世，他的辞世意味着，给尼采的情感世界再一次带来深切的伤痛。那个时候，尼采因为与瓦格纳断交而饱受难以替代的丧失友人的极度痛苦，当他得到瓦格纳去世这个噩耗时，他的这种痛苦又活跃起来，同样变得活跃起来的是，他对以下情况的满足：随着自己摆脱瓦格纳，他迈出了自我发展的关键一步。然而，这种满足并没有缓解他对瓦格纳的离世感受到的至深的悲痛。1883年2月19日，他给彼得·加斯特写信说：“我有几天病得很厉害，而这使我的房东感到忧虑。”“现在我又好起来了，我甚至认为，瓦格纳的离世，是现在能够给我带来的最根本的如释重负。成为这位我最崇敬的人的对手，长达六年之久，这是很残酷的，而对此我并非被粗糙地打造的人。”尼采对瓦格纳的死感觉到“如释重负”，两天后，尼采给玛尔维达·冯·迈森布克写信，他在信中确切地解释了他的这种令人感到惊异的评价：

瓦格纳的离世给我带来可怕的沉痛打击；虽然我现在又可以下床了，但是，我绝对走不出这种后续的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相信，从长远来看，这个事件对我来说，是一种如释重负。成为像瓦格纳这样我如此崇敬和爱戴的人的对手，长达六年之久，这是残酷的，这是非常残酷的；是的，即便作为对手，不得不注定保持缄默——为了崇敬的缘故，这个男人作为整体，应该得到的崇敬。

对尼采而言，瓦格纳的去世意味着“如释重负”，因为这种崇敬和爱戴现在不再会成为批评的障碍，因为尼采再也不必在说出每句论战性的话语时，都要顾及到瓦格纳是否读这句话，是否了解这句话，是否因此而感觉受到伤害。人们当然忍不住要怀疑，对尼采而言，这种如释重负的轻松感干脆就蕴含在这种感觉中：现在，他可以“摆脱”瓦格纳了，他在《瓦格纳事件》的附言中提到过这种感觉：“拯救拯救者”作为“为拯救者所拯救”。尼采写给科西玛·瓦格纳的吊唁信并没有被保存下来，有可能在“瓦恩弗里特”别墅被烧毁了，但是，这封吊唁信的三份草稿却被保存下来。这封信是尼采的最后一次痛苦而绝望的尝试，为重新接近科西玛这位昔日的朋友所做的尝试。在所有这三份草稿中，她都被称为“在我的内心中最值得尊敬的女士”。在这封吊唁信的誊写稿中，这种表达肯定也是这么写的。

尼采明确而恰如其分地描述了科西玛与瓦格纳的关系的本质：对死者瓦格纳的爱，同献身于由他体现的、不朽的“理想”，统一起来。他写到：

您为了一个目标而活着，并且为了他，作出了任何牺牲；超越那个人的界限，您曾感受到这种“为一”的理想，而您以及您的名字，永远属于这不朽的“为一”……并且超越那个人的爱，您领会了，他的爱与他的希望所想出的最高境界：您为他效力，您属于他，而您的名字永存——名字不会随着一个人的死去而消亡，尽管人是带着名字出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