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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刘长乐把目光对准“亚洲一号”时，那颗星上已经客满为患了。

不过，冥冥之中他觉得与那颗星有缘。

20世纪80年代，刘长乐在中央电台的传媒生涯突然被打断，他“下海”了。

当一个螺旋上升的轨道突然被打断，会发生什么呢？

就像当初的“亚洲一号”没能进入预定轨道一样。

离开了预定轨道，他挺失落，但也因此有了重新开始的可能。

不是人人都有这种可能的，人的惰性是顽固和强大的，没有更强大的压力和变故，谁也不愿费力费劲走出关键的那一步。被迫重新选择人生的痛苦是一种奢侈的痛苦，要浪费许多不眠的夜晚。

他因为这次离队而淘到了第一桶金。

1994年，刘长乐在房地产和石油贸易方面赚了一些钱后，脑子里想的还是文化事业。他对纯粹为了赚钱的商业贸易不感兴趣，权当是实现文化梦想的一种手段吧。

刘长乐成立了一家公司，起名“乐天”。

“乐天”这个词在中文里有一种独特意境：达观。写过《长恨歌》的江州司马白居易的另外一个名字，就叫“白乐天”。

乐天文化公司是个很小的公司，小到谁也没把它当回事。当时全中国的公司如雨后春笋般长得满地都是。有个很流行的笑话说，天上掉下来一块砖头砸倒了三个中国人，其中两个是总经理，一个是副总经理。意思是说，现在是个人都给自己安个“总经理”头衔，是个人都说自己是办企业的。

但是，刘长乐的这个公司可能有点不一样，因为他们的梦想是要办电视台，名字就叫“环球华人卫视”。这群人究竟是真有闯荡世界的万丈雄心，还是一帮好大喜功之徒，或是一群精神病患者，咱们走着瞧。

因为贸易，刘长乐有了走遍世界主要国家的机会，因为这种“走遍”，他的世界观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一是终于知道在中国之外，世界上的灿烂文明还有如此之多；二是终于知道中国已经落后，而且差距还在拉大；三是终于知道西方主流媒体基本掌控了世界话语权，那些不负责任的负面报道和相对真实的负面报道相互交织，构成了一个西方人心目中的中国：落后、贫困、偏执、极权。

他很心痛，因为中国是他的精神恋人。

那里住着他的父亲母亲，承载着他的事业与人生。作为一个在中国偏远地区当过农民、工人、士兵的人，他知道中国的民风是多么古朴淳厚，民间的伟力是多么内敛强大，改革开放是多么艰难不易，也知道西方的偏见有多么固执难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