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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记者，刘长乐一生当中报道过许多次卫星发射，是中国第一个用现场口播方式报道卫星发射的人。

现场口播，欧美早已有之。1940年9月21日傍晚，美国记者爱德华·默罗在“二战”中的德军轰炸现场，望着侵略者疯狂的机群，站在伦敦一间民居的屋顶上说：“你好，这里是伦敦……听！这猛烈的、冷酷的爆炸声。”

这句话后来成了世界名言。爱德华·默罗成为广播电视记者心中的英雄。

1965年，57岁的默罗死于肺癌。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纽约总部至今挂有一块献给他的牌匾，上面写着“他树立了无与伦比的典范”。

然而，中国广播电视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还没有现场口播的习惯，中国新闻播发工序烦琐，每有大事，一般都是录音播发新华社通稿。那时刘长乐刚入新闻圈，不懂“行规”，啥事都想试试，就先试了口头现场播报。影响最大的一次是1982年10月7日，中国在深海水下发射运载火箭。当时，刘长乐在降落区负责现场报道，他的声音同步出现在中央电台的广播中。他说话本来就快，声音也亮，让听众在急促的语速中产生了一种紧迫感，渲染了现场的气氛。事后，这一报道引发了内地新闻学者的争论，大概是说这样的播报万一出现口误，影响难以挽回云云。

后来刘长乐到中国传媒大学读书，课堂上讲到一个案例正是这次直播，让他暗自兴奋了好几天。

然而，人生是有缺憾的，本来刘长乐是靠报道火箭、卫星发射进入教科书的，却偏偏错过了一颗神奇的卫星发射。这颗被错过的卫星，恰恰与他的命运紧密相关，并在随后的日子里引发了一连串惊心动魄的媒体战争。

它叫“亚洲一号”。

1984年2月，美国Western Union通信公司的Westar 6通信卫星和印度尼西亚的Palapa B2卫星，由“挑战者”号航天飞机送入太空。然而，如此高的待遇并没有带来幸运，这两颗卫星在脱离航天飞机后，近地点发动机没有按预定计划点火，因而没能进入预定轨道。于是，它们成了天空中孤苦无依的流浪汉。

所幸技术高超的美国人监测到并计算出两颗卫星的具体位置，他们报告说，卫星状况良好。Westar 6的制造商美国休斯飞机公司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紧急探讨了回收卫星的可行性，认为回收这两颗卫星是可行的。

与此同时，支付了卫星发射失败保险费的保险公司也盘算了一番，觉得回收这两颗卫星在经济上是划算的。于是，他们委托休斯飞机公司和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共同完成卫星回收任务。

当年11月8日，美国人再次进入太空，这次他们换了一架航天飞机，“挑战者”号变成了“发现”号。4天后，他们回收了Palapa B2卫星。14日，他们飞到了距离Westar 6卫星9米的地方，两名航天员步出机舱，前往卫星，指挥航天飞机上的机械手将卫星抓回货舱，然后顺利返回地面。

这两个“流浪汉”被运送到休斯公司。这一番折腾后，它们成了全球知名的卫星。

1988年，新成立的亚洲卫星公司决定从保险商手中购买Westar 6卫星，并将其重新命名为“亚洲一号”卫星。卫星的有关技术参数也根据覆盖亚洲地区的要求做了调整和更新，中国长城工业公司负责将这颗卫星二度送入太空。

1990年4月7日，中国的“长征三号”运载火箭将“亚洲一号”卫星送入预定轨道。

“亚洲一号”是当时整个亚洲地区第一颗商用通信卫星，它的重要意义不言而喻，因为这个时代是卫星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