威胁与恐吓是合理化利维坦以及一切极权政府的不二法门。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中进一步阐释了这个逻辑在20世纪的新发展：因为“恐惧只有对那些互相隔离的人才能实施绝对统治”，所以为求确保现代极权主义的统治，就必须切断人与人之间的任何联系，让他们处于无法沟通、自我怀疑和相互猜疑的原子化生存状态里。于是，从《利维坦》到《极权主义的起源》，我们看到一个关于恐惧的完整叙事：为了躲避自然状态中无所不在的全面恐惧，相互猜疑的原子化个体选择进入利维坦，而为了确保利维坦的稳定，则必须继续巩固和强化这种孤立无援的原子化个体的生存状态，最终制造出新的全面恐惧。

现在的问题在于，我们有可能击溃上述的恐惧逻辑吗？1679年，91岁高龄的霍布斯去世，他没有来得及看到九年之后的光荣革命，也没来得及看到他的理论被证伪的那一刻。1688年12月11日，众叛亲离的詹姆斯二世将国玺投进泰晤士河，仓皇逃往法国避难。从国玺沉入泰晤士河的那一刻起，直到次年2月12日议会选举詹姆斯的女儿玛丽为女王，英格兰有三个月的时间处于主权者缺位的状态，但是除了发生零星的骚乱，霍布斯预言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状态并未出现。强大的议会传统和贵族传统以及井然有序的市民社会让英格兰安然度过了危机。

击溃利维坦恐惧逻辑的秘诀非常简单也非常困难，就是在无所不能的国家和彻底原子化的个体之间打入一个楔子——自由的结社和结社的自由。

20世纪70年代，捷克摇滚乐队宇宙塑料人创作过一首脍炙人口的《百分之百》，歌中这样唱道：“他们害怕老人的记忆，他们害怕年少者的天真，他们害怕坟墓和墓上的鲜花……他们害怕技术，害怕信息自由流动……他们害怕政治犯，他们害怕犯人的家属，害怕良知，害怕科学，他们害怕未来，他们害怕明天的早上，他们害怕明天的晚上，他们害怕明天，他们害怕未来……那么我们究竟为什么要怕他们？”

在这个意义上，恐惧诞下了它自己的双胞胎：极权主义的统治者与被统治者，谁先摆脱恐惧，谁就将赢得过去、现在与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