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当自由这个词被打碎成人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人们就会见证类似的团结。不久前，中山大学邀请相关学者举办的一次“自由的价值”讲座，主讲人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未能出席，但200多名学生仍按原计划进行了讨论，他们以自由之名朗诵诗歌、唱歌、提问与辩论。与此同时，更多的网友在新浪微博展开讨论。这些讨论事后被整理成文挂在网上，短短三天时间就出现了700多个评论，1800多条转发，以及400多万次的阅读。

这次讨论没有达成任何的结论和共识，在长达1.8万字的文字记录里，更多的是困惑、质疑与辩难。其中反复出现的一个问题是：作为西方舶来品的自由概念如何在中国落地生根？老实说，每当读到此类看似深刻实则空洞的质疑，我就情不自禁地想要复述这句话：“自由这些词，只有当我们把它们打碎成我们日常生活中十分熟悉的碎片时，它们才能团结我们。”雷颐先生曾经说过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曾问一些学生：你赞同中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宪政吗？大多不赞同。问你赞同实行民主宪政吗？赞同多。问你赞同限制中央的权力吗？赞同者更多。问你赞同人大向政府官员问责、官员公布财产、新闻自由……吗？几乎全赞同。”

自由的西方起源并不意味着自由永远只能浸泡在西方的福尔马林中。一扇安着假锁眼的门会让人徒劳无功地去寻找钥匙，自由的西方起源就是这么一个假锁眼，它让人们误以为找不到钥匙就打不开自由的大门，而事实上，你只需径直推开那扇门，就能发现我们的生活早已遍布自由的踪迹。中山大学的这次自由讨论与聚合，正是自由在生活中落地生根的一次见证。

我之所以对自由的未来依然抱有谨慎的乐观态度，原因正在于自由的敌人一直在以反启蒙的方式启蒙大众：通过打压言论自由让人们意识到言论自由是重要的，通过打压结社自由让人们意识到结社自由是重要的，通过任意侵害人们的财产权让人们意识到财产权是重要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启蒙的敌人是最大的启蒙者，正如自由的敌人最好地确证了自由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