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若以严冷的目光审视近百年的中国启蒙运动史，则不得不承认，最大地激发中国人的想象力，同时也是最深刻地改变了中国政治现实的启蒙价值，不是民主，不是科学，也不是自由，不是博爱，不是人权或者理性，而是平等。

若想了解平等的魔力，不妨看看下面这个场景：

1848年法国六月起义当晚，巴黎街头的枪声不绝于耳，一墙之隔内，某位贵族的家宴仍在按部就班地准备，只是人心早已乱了，年轻的男佣边做晚饭边说：“这个星期天，吃童子鸡鸡翅的该是我们了。”年轻的女佣则满怀憧憬地应和：“穿美丽的丝绸连衣裙的也该是我们了。”

这段对话如此不加掩饰，让一旁的贵族老爷不寒而栗。骚乱平息的次日，这两位佣人——托克维尔称之为“那个野心勃勃的男孩和那个虚荣心旺盛的女孩”——就被主人遣送回家了。

野心勃勃和虚荣心旺盛当然都不是好词,然而真正的问题在于，是谁规定只有贵族老爷有资格吃童子鸡鸡翅，贵族太太有资格穿丝绸连衣裙？又是谁规定了穷人的贫困是天意使然，而不是制度造成的道德任意后果？

作为《民主在美国》的作者，托克维尔支持民主但不热爱民主。之所以对民主半心半意，是因为托克维尔看出民主意味着社会的平等状态，意味着“最大限度地发展人心中的嫉妒情感”，这让他难免心存疑虑。托克维尔对于社会主义更是戒慎恐惧，在他眼中，社会主义理论的问题在于，无论它是主张摧毁财产的不平等制度，还是主张破除教育的不平等，或是要求消除男女的不平等，都意在“以贪婪而嫉妒的精神向民众渗透，在民众中间撒播未来革命的种子”。

“贪婪”和“嫉妒”这两个词带有太强的贵族偏见和个人情绪，若用“平等”取而代之，则托克维尔的确揭示出了一个历史的真相——平等的梦想从来都是发动革命的原动力。

二

对于平等的梦想，中国人从不陌生。远的不说，1924年4月4日，孙中山在广东第一女子师范学校发表演讲，阐释何谓“三民主义”：“民族主义是对外人争平等的，不许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民权主义是对本国人争平等的，不许有军阀官僚的特别阶级，要全国男女的政治地位一律平等；民生主义是对贫富争平等的，不许全国男女有大富人和大穷人的分别，要人人都能够做事，人人都有饭吃，这就是三民主义的大意。”显然，所谓三民主义，无论是对外人争平等的民族主义，对本国人争平等的民权主义，还是对贫富争平等的民生主义，归根结底其核心诉求都是“平等”。

乔治·奥威尔一语道破天机：“将普通人吸引到社会主义、使他们愿意为之献身的‘社会主义的魔力’，就是平等的思想。”孙中山倾心平等，自然也就亲近社会主义，这一思想倾向让他在向西方求援时一再碰壁，并最终转向苏联。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期间，百花齐放的五四文化逐渐被大一统的革命文化取代。方此之时，两党的意识形态可谓同源同出、难分轩轾，都强调反帝爱国，平民主义以及劳工神圣。国共两党都从列宁主义那里汲取了思想资源和组织资源，只是共产党更强调了列宁主义的高端概念——阶级斗争。

什么是阶级斗争？用列宁的话说，就是“一部分人反对另一部分人的斗争，无权的、被压迫的和劳动的群众反对特权的压迫者和寄生虫的斗争，雇工或无产者反对有产者或资产阶级的斗争”。“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之后，左翼文化扛起“抗日救亡”的大旗，从此占据了两个道德的制高点：反帝爱国主义和平等主义。就此而言，李泽厚的“救亡压倒启蒙”只说对了一半，因为救亡（民族解放和独立）虽然压倒了自由、民主和科学，但并没有压倒平等，而是与平等携手并进，成为推动中国革命的两个车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