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酒足饭饱要离开的时候，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情，绝对算得上是一个惊喜。餐馆里来了一群白种人，其中有几个还操着中文跟我们打招呼。我们就也跟他们打招呼，然后聊了起来。他们实际上是两拨人，其中一拨平时在摩加迪沙工作，另外一拨会讲中文的在肯尼亚的内罗毕工作，他们来到摩加迪沙这个地方是为了拍摄摩加迪沙二十年来第一家银行的开业典礼。

这时梁红想起来，今天我们在街上抓拍到的一张照片上就有“BANK”字样，真没想到竟然是第一家，这真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听这几个老外说，银行是5月12号刚刚开业的，主要的业务是储蓄和汇款，可以把钱从索马里汇到国外，也可以接收从国外汇往索马里的资金。不过这么多年了，索马里的老百姓普遍都已习惯了把钱随身携带或者藏在家里，对于银行这一“新生事物”还是抱着怀疑和观望的态度，所以银行开业之初主要还是面向索马里的上流社会。

我们跟这两个白种人聊得很开心，因为他们会说一点儿中文，沟通起来自然是方便得多，加上我们用的相机又是同样的型号，共同语言越来越多。我们还交流了各自的拍摄利器，我给他们展示了车顶吸盘，他们给我们展示了一个叫sun light的滤光镜。临别时我们说希望下次有机会和他们在另一个地方见面。因为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全世界各地跑，所以真没准儿哪一天在世界的某个角落我们就又碰面了。他们的下一站是乌干达，我们的下一站是乌克兰，真巧，都带个“乌”字。

回到酒店后，我们几个商量了一下，还是想去第一天没能进入的那座剧院看一看。因为我们在出发前搜集关于索马里的新闻资料时，对于在那里发生的那起爆炸事件印象特别深刻（那里发生过许多次爆炸，我们所指的是最近一次导致索马里奥委会官员罹难的事件）。我们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向导，向导起初不同意，反复强调那里的危险性，但是在我们的再三要求下，他终于联络到临时政府的官员，为我们提供了特殊的便利（当然，花点儿小钱是免不了的）。

5月17日一早，我们终于亲临了爆炸案现场,还拍到了爆炸案的一些遗迹——遇难者的鞋子。我们问向导那次爆炸案的具体遇难人数是多少，我们在北京听说的是有两名官员。他说那只是官员的人数，总共约有20人在那次的爆炸案里遇难。

参观剧院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位在此工作了40年的老人，他和他的妻子到现在还住在这里看守剧院。他曾去过中国两次，得知我们是从中国来的之后，老人特别兴奋，放开歌喉为我们演唱了《北京的金山上》，居然还是用中文唱的。中非友谊在他们这一代人心目中有着特殊的意义，他由始至终挂在嘴边的一句话就是：“中索人民友谊万岁！”这样一句听起来如同口号的话，在当时、当地那个特定环境下说起来似乎很正常，就连我们也情不自禁地说了好几遍。

离开剧院，我们去了港口。港口重地，迎接我们的当然还是层层安检。在等候安检的同时，我们遇到了一个非盟的官员，他说这里也在举行重要会议。他也曾经到过中国，到过长城，因此和我们聊得很愉快。

（所有的人都在告诉我们，禁止拍照、禁止拍照、禁止拍照！但是我们也挺不厚道的，车上架了两台机器，我身上还背了一个偷拍机，一直在拍。当然，我们并没有拍照，我们是在摄像。）

在港口里面遇到一个小朋友，梁红给了他糖吃。让人挺郁闷的是，小朋友拿了糖还追着她说：“One dollar，one dollar（1美元、1美元）！”梁红很无奈，跟他说自己没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