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曾经说过这样意思的话，文艺的发展跟物质生产的发展并不一定成正比。这话仿佛就是专门针对上海的文学而言的。与20世纪90年代的上海经济的急速膨胀相反，上海的文学却明显缩水，昔日的辉煌日渐黯淡。于是，人们总喜欢将经济看成是文学的敌人，将文化艺术的衰颓嫁祸于商业文化。但当人们对三四十年代上海的文化怀旧的同时，却忘了那个商业文化急速膨胀的时代，同时也是上海文学的黄金时代。商业显然是人类活动最具活力的部分，它总是强烈地刺激着人类的好奇心、情欲和创造性，它有时也会在文化的创造性上得到回应。只不过这一点在当代上海文化中无法得到印证。此种缘由恐怕难以明说。

如果没有经历过80年代的辉煌，上海文学界的萧条感也许还不会那么的强烈。上海曾经是“文革”后新时期文学的摇篮。新时期文学的第一道刺眼的“伤痕”，即是在这里被公开展示。这一阶段小说在艺术上的最高代表，也当属于上海作家曹冠龙的小说，尽管这位作家被愚蠢的文学史家长期忽略。至于80年代中期的辉煌，则更是不在话下。

然而，那些曾经光芒四射的作家们，如今在干些什么呢？像陈村、孙甘露等人，基本上已不再写或很少写。格非、西飏等人则干脆一走了之。虽有先锋派小说的旗手马原移居上海，但此马原已非彼马原，他的到来于事无补。虽有几位相当边缘化的作家（如张旻、范剑平，或更早一些时候的陆棣）偶尔灵光一现，仍无法扭转总体上的颓势。

在同时代作家纷纷进入文学“绝经期”之际，只剩下作协主席王安忆同志仍在勉强支撑。然而，在她那气喘吁吁的《长恨歌》里，早已显示出独木难支的疲惫感。在荣誉高压和抬轿子的批评家的怂恿下，王安忆艰难地维持着高产量，但已经越写越滞重，越写越艰难，迟早要被这种高调写作压垮。

剩下来的就是一些真正上海化的小作家。他们借助上海怀旧的春风得以蓬勃生长。他们将自己平常的买小菜的事业当作文学的事业，热切地传播着嘁嘁喳喳的家长里短。在他们的作品上，一律打上了这样的标签：“平庸压倒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