似乎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这一平庸化的浪潮，作为补偿的却是“宝贝”作家陆续诞生。这里是文学“宝贝”的产房和摇篮。一时间小“宝贝”们爬得满地都是。新鲜时髦的“宝贝”们的尖叫，在平庸的文化菜市场里增添了一丝鲜活的，同时也是令人尴尬的愉快气氛。在现代强大的化妆技术的帮助下,“宝贝”们对外宣称自己是“美女”或“美男”，一如寓言故事中插满翎毛冒充凤凰的鸡。然而，鸡鸭成群的地方除了聒噪和粪便，终究飞不出像样的鸟来。

诗歌界的情况则更加不妙。上海诗歌界曾经新人辈出，随便列一份名单，就足以说明问题：王小龙、陈东东、王寅、陆忆敏、宋琳、张真、孟浪、默默、刘漫流、京不特、范剑平……但这一豪华阵容已不复存在。各地民间诗歌团体风起云涌，而上海的新诗人连一份像样的民间诗刊都整不出来。冷冷清清的诗歌界，晃动着的依旧是几张孤独的旧面孔。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收获》、《上海文学》等杂志，差不多就是中国当代文坛的风向标，其刊物史差不多就是一部当代文学史。这些杂志至今依然靠追忆昔日的风光聊以自慰，一如破落户弟子怀念从前的好日子。鉴于文学刊物普遍衰颓的现状，如今的《收获》也只能在保持作品质量的基本水准线上艰难地挣扎。事实上它早已变得面有菜色，这不仅是其封面的色彩，其内容的陈腐的酸菜味亦已难以掩盖。另一方面，近年以来《上海文学》杂志被一群学院学者接管。从前，学院学者只能在书斋里和课堂上研究文学，现在终于得以登堂入室，把文学杂志变成了弟子门徒和哥儿们的卡拉OK包房。在自己的包房里寻欢作乐，固然可以是免费的，但终究是无聊的。倒头来无非是几张熟悉的脸面面相觑，哈欠连天。

另一些哈欠产生于剧院。堂皇的上海大剧院是上海人引为骄傲的文化标志性建筑。这个庞然大物，有着功能强大的设施，高昂的票价和不算太难看的外表，但却已经很难产生像80年代沙叶新、张献这样的剧作家。它基本上沦落为一个国际戏班子走街串巷的临时帐篷。它确实是上海文化的标志。文化的“庙会化”，已经使这座伟大的城市日渐丧失了文化上的原创性。世界各地的文化成就都可以上这里来展览一番，然后收摊了事。上海大剧院，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好的象征：一个庞大的物质巨人，一场盛大的节日庙会，然而曲终人散，留下的是一派空空荡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