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鹰还是鸵鸟？］

事实上，上海文学的萧条状况，只是上海文化萎缩现状的一个表征。如果没有曾经的辉煌，上海文化的萧条感也许还不会那么的强烈。众所周知，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大上海，曾经是一个高度国际化的大都市，其在经济上的极度繁荣和在文化上的强大创造力，使得其有“东方巴黎”之称。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真正称得上是20世纪的“世界之都”。这一切始终是上海人的辉煌梦想，同时，也是他们的焦虑的根源。

上海曾经是“冒险家的乐园”，这在文化上则意味着一种“扩张性”的品格。到20世纪70年代末为止，上海文化在其强大的商业文明的推动下，向中国内地渗透，在中国始终占据着支配性的地位。90年代以来，随着它中国“经济中心”和“国际化大都市”地位的确立，上海对文化的旧梦重温的愿望越来越迫切。这一点，从上海这几年文化设施的建设急剧膨胀和文化产业投资迅速增加等举措中，从方兴未艾的“上海怀旧”热潮中，都可以看出。然而，这个伟大的“商业之都”在新的商业大潮到来之际，其文化的影响力却急剧衰减。

显而易见，上海自有其无可比拟的文化优势：财力雄厚的文化资本，功能齐全的文化设施，还有一个庞大的、高素质的文化接受群体，这一切都是中国任何一个其他省份和城市无法与之相提并论的。但上海在全国的文化格局中所占据的地位却与这些外部条件极不相称。在出版传媒业方面的弱势地位，即是一个极具说服力的例子。如今，上海报业几乎没有一张具备全国性影响的报纸。且不说当年的《申报》、《大公报》，就说十几年之前,《文汇报》、《新民晚报》也称得上是全国性的大报。而现在这些报纸早已沦落为地方性的小报，甚至有生存之忧。与南方的报业相比，其影响力几乎不值一提。而上海却只能采取收缩的自我保护策略，既无努力也不打算应对当下强大的媒体竞争。

从报业即可看出，上海文化的“扩张性”的“鹰式”品格早已荡然无存，取而代之是“收缩性”的“鸵鸟式”品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