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爷子已经收拾行李准备出院了。行李很简单，就是一个土绿色的上面印着“北京你好”的旅行袋。即使在九十年代初，这样的旅行袋也已经属于土得掉渣的东西，我从没见老爷子用过它，当然，我也从没见老爷子出过门，打我认识他那天起，他似乎就没离开过“杀手”游戏厅，那是他的家，也是他赖以生存的土壤。

看见了豆腐串，老爷子眼睛放亮，赞许地拍了我的脑袋一下，然后一口气吃光了我买的十五串豆腐串。老爷子抹抹嘴，坐在病床上使劲儿拍了拍“北京你好”，看着我说：“这可有年头儿了，我这辈子到现在为止只去过一次北京，告诉你个秘密，我是去参加立功受奖的。奖特别高，但是我们的表彰大会是秘密的，没有任何人知道，也不可能让任何人知道，只有总部的领导参加，在礼堂，领导亲手给我们四个战士每人戴了一朵大红花，颁发了一枚勋章，然后作为纪念，每个人发了一个这样的旅行袋，就直接用大卡车把我们送出了北京。一路上，我们闷在卡车里，卡车有篷子挡着，我们连北京的样子都没看到，就出了北京，一直把我们送到保定，从保定坐火车走的。”

老爷子很少有这样的兴致，我们虽然都多少知道他的前史，但至少在他自己嘴里，对自己当年的故事几乎只字未提，我多少次软磨硬泡想让他说上哪怕一星半点儿都没有奏效。我知道他今天说这些事情一定是有什么心事或者想到了什么事情。我正在想着这些，老爷子好像已经先于我的思维了解了我的想法。

“是不是觉得我今天说这些特奇怪？其实也没什么的。告诉你吧，你不是总问我为什么跟你这么投缘吗？你这小兔崽子身上倒是有那么点儿爷们儿的样子，硬骨头，软心肠。这些其实都不是主要的，你以为就你一个人仗义？就你一个人能当哥们儿？主要是因为你的名字。”

“我的名字？”我越发好奇了，看样子老爷子今天是想使劲儿地打开话匣子大大抖落一番，我得当好这个听众。

老爷子没有理会我的问话，眯缝着眼睛看着窗外说：“你的名字和一个人一样。这个人是我的第一个上级，也算得上是我的第一个导师，他告诉我什么是信仰，告诉我穿西装要把扣子扣到什么位置，告诉我吃西餐要先吃什么后吃什么，告诉我苏联有一个伟大的作家叫高尔基，告诉我男人和女人在做那事的时候是多么的赛过神仙，他告诉了我一切，他把我变成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战士。四十五年前的今天，他牺牲了。那年我刚刚二十岁，跟你现在差不多大。他被敌人抓住的时候我们就在他身边，为了保护我们，他主动出去了，敌人没发现我们，我们就躲在三米远的地方，看不见外面的情况，但是能听见。我和另外两个战友听着敌人把他的牙一颗一颗拔掉，能听见血滴在地板上的声音，他一直没喊，只是重复着一句话：‘你们怎么弄我都没关系，死了我一个保全了我们的战士，革命就要有这样的牺牲，老子值了。’我们知道他这句话是说给我们听的，是在最后关头告诉我们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出去，都要保留住力量，这也是他用必死的决心坚定着我们的信仰。我记得我当时躲在阁楼上装破衣服的一个大箱子里，浑身发冷，是那种将要虚脱的冷，为了不让自己发出任何动静，我往死里咬着胳膊，就是这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