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最佳案例便是2003年香港财政司时任司长梁锦松“偷步买车”事件。梁锦松涉嫌在自己制定的财政预算案公布汽车加税前“偷步买车”。丑闻曝光的当天，他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买车是太太伏明霞产下婴儿后的家庭需要，而且是1月买车，2月才决定加税。他还承诺，把牵涉的税务差价的两倍(10万元)捐给慈善机构，以显示没有贪图小便宜之心。

但事件曝光后的第二天，某车行高层早上致电香港商业电台“烽烟”栏目，质疑有关型号汽车牵涉税款差价应不止5万元。梁锦松的新闻秘书这才在晚上作出澄清，说差价是19万元，并由梁锦松改为捐出38万元。到了第三天，又有车行职员致电同一节目，说早在1月梁锦松就曾经到其车行问价，当时他曾打趣地问过梁锦松政府是否会对汽车加税，言下之意是说梁锦松没有理由自始至终对涉嫌“偷步买车”毫不警觉。

同日又有报纸报道，有官员向该报承认，政府“预算案策略小组”曾分别于前一年10月及当年2月讨论过调整汽车首次登记税事宜，梁锦松最初提出的“1月买车，2月才决定加税”的说法再次被人质疑。

后来又有报章报道，说另一被问责的高官杨永强，在财政预算案公布前数小时的政府高层会议中得悉预算案建议增加汽车首次登记税，便立即申报自己订购了新车，而同一场合梁却保持缄默。这个消息在报章曝光后，顿时令事件变成了一场政治风暴。

在整个事件中，梁锦松就是如此这般被动地因应形势发展，一点一点“挤牙膏”般交代。公众遂觉得他只是为形势所逼被迫就范，而非真心诚意交代。他的诚信遂逐步丧失，到事件后期再没有多少人相信他的话了。如果他从一开始便当机立断，断然“割肉”，选择一次性和盘交代整件事的真相，伤害一定会减低很多。

再举另一例。几年前，香港曾发生过几位地区议员涉嫌北上寻欢事件。当时，这些议员到广东某地考察，却被杂志记者追踪拍摄到他们与数位美艳女郎举止亲昵的照片，并指控他们北上寻欢，但该期杂志里缺乏进一步的真凭实据来支持这些指控。起先，几位议员都坚决否认，反驳该杂志是妄加猜想。但因为事件牵涉到民建联两位议员，该党高层在该期杂志刊出有关丑闻后，立即召开紧急会议，施压促使两人态度发生一百八十度转变，坦白承认过错，并向公众郑重道歉。

该党一位高层谈及此事，他解释说他们当时的对策十分简单，就是一定要断然“割肉”，宁愿牺牲两人，也不能冒险帮他们“死撑”下去。否则，随时会株连更多人，甚至赔上整个党的诚信。该高层说：“我们怎么知道杂志有没有留有更多更具爆炸性的照片或者证据（比如艳女郎访问等）扣而不发，待你信誓旦旦坚决否认后，才在下一期杂志进一步曝光和炒作呢？那样的话，我们党只会被株连，输得更惨，赔上的不再是个别党员的私德，而是整个党的诚信。”

及时“割肉”，抢先承认错误，别给别人“演绎”的机会，这才是明智的做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