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永远也没有忘记当时离开上海的情景，当远航的外国巨轮离开黄浦江畔缓缓向大海驶去，海关大楼的“威斯敏斯特”钟声在上空回旋，他站在甲板上，看着黄浦江沿岸停泊的列强军舰，心情异常沉重。他泪水模糊地望着渐行渐远的上海外滩，内心充满对祖国的留恋和期待。

当他把回国的想法对楚天明一说，楚天明也早有这个想法。只是楚天明已经有妻子孩子，还下不了决心。经李维思一鼓动，这个事就决定下来。李维思有一个同居的女朋友，是维也纳一个合唱团的姑娘。本来两人已约定第二年开春就要结婚，但李维思和楚天明归心似箭，说好国内安定后，再接她们回国。

李维思回到了上海，楚天明回到一个内地城市。他们受到了国内音乐界的热忱欢迎，并得到重用。李维思在中国这个最著名的音乐学院任小提琴系主任，楚天明则在组建的省歌舞团任副团长兼首席小提琴。他们时常书信往来，有时还会在一年中相约在对方城市聚会。那个阶段，是他们感觉最美好的时光。

当李维思安顿好一切，想去接维也纳女友时，组织上却是一直没有回复他的申请。这让他感觉到有些受到冷落和欺骗，于是心中渐渐积郁了些不满。紧接着，那一场席卷全国的“反右”运动开始了。李维思平时里就依仗着自己的能力，没有把领导放在眼里，年轻气盛，啥都敢说，加之有海外的经历，被划成右派。后来知道楚天明也被划为右派，他们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少了。

“文革”开始后，文艺界不断传来恐怖消息。李维思也被隔离审查，那个时期最可怕的就是隔离审查，那就意味着离死亡不远了。日子更加难过了，无论是红卫兵、造反派、专案组进驻学校，对他过去海外的经历不肯放过，“里通外国”那是很大的罪名，他总是首当其冲。有几次，他的手指差点儿被弄断、砸碎，至今他左手无名指也不能正常活动。他恐惧地感到自己再待下去，也会被逼疯或自杀或者不明不白就死去，尤其是看见学校中有同事莫名其妙就不见了，他感到非常可怕。

在部队已经是将军的哥哥，托这个西部城市任警备区司令的战友，在这里为他安排好一个住所，然后又找人以审查的名义把他从专案组提出来，将他送上西行的列车。他才得以逃脱那个恐怖的地方，经历了几天惊魂未定的路程来到这里。

槐花巷是一个闹中取静的小巷，很深很幽静，由于是个死巷，来往的人也就是这条小巷里住家的，没有多余的人。

李维思一天到晚基本不出门，一般在家就是关上门窗拉拉琴，偶尔也借着暮色的遮掩出去，小心翼翼在周围附近转转。这座陌生的城市没有人来惊扰他，他的心暂时得到了平静的抚慰。他还是很警惕，尽量不在外面露脸，学校的专案组一定不会罢休，还会四处寻找他，说不定哪天就找上门来，将他带回去，让他再陷入那种恐怖的日子。所以他十分谨慎小心。

侄女李小红的到来，让他吃了一惊。哥哥家在北京，几年前李维思去的时候，见过这个侄女，那个时候李小红就在学小提琴。李维思见到她以后，知道她不是学琴的好料，但也托了北京一个音乐界的关系，给她找了个音乐学院的小提琴老师。

这次见到李小红，没想到几年后已是亭亭玉立的大姑娘。李维思有些吃惊：“怎么会到我这里来？”

李小红瞒住了自己在部队大院引起轩然大波的那件事，她装得很轻松地说：“我们学校早停课了，我要去报考海政歌舞团，这不是来让叔叔好好辅导辅导。我爸是同意了的，不然我能找到你这儿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