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已是一个106岁的老人了，岁月的流逝，很多事情已记得不是很清楚了，但在一些零星的记忆中，我能肯定的是当年我结识和相交的那些人，尤其是我今天要谈到的这些民主人士（当时被称作社会人士），无论是他们的学识，还是他们的思想、胸襟和责任感都是值得我敬佩的。与这些民主人士交往的几件事中，我印象比较深刻的是“救国会”和“星五聚餐会”。

上世纪30年代的上海，爱国救亡运动的种子在每个有识之士的心中萌动，“救国会”应运而生。在当时沪上银行界几位有影响的人物的发动下，社会地位较高、思想较为进步的各行各业人士便时常相约在中国银行的小客厅聚会，商谈国家大事。随着参加人数的增多，后来还形成了以行业划分的小组。我当时在上海的江苏银行工作，参加的是以章乃器为首的小组，其中比较重要的还有蔡承新、赵君迈等人，此外还有文化小组、科技小组、教育小组等。我当时一人住在江苏银行五层楼的一间小卧室里，旁人进不去，因此“救国会”的一些文件都是存放在我那里。其实“救国会”完全是松散的民间组织，所谓的小组仅是为了联络的方便，没有设立专门的办事机构，没有专职人员，政府、各政党也没有参与其中，但是活动中的许多积极分子后来都成了中国民主同盟的骨干成员。很久以后，我才知道章乃器、沙千里等人当时就与中国共产党有联系，沙千里还是秘密党员，他曾借给我一本《联共党史》，在当时的中国还鲜有人读过它，对此我印象很深刻。当时中国银行上海分行有自己的电报机，这些民主人士就利用这台电报机与中共保持联系，获取信息。因为警察不敢搜查银行，所以他们的活动一直得以进行。

后来被称作“七君子”的7位民主人士均是“救国会”的重要成员，他们被捕后被关押在苏州。那时，我的夫人和孩子住在苏州，他们缺什么我的夫人就准备什么送去。七君子的家人去探监时也住在我家，有很多重要文件就利用带小孩探监之便夹带进去。

除了“救国会”，我还参与了“星五聚餐会”，因为聚餐基本都是在每周五晚举行，所以大家便约定俗成地称之为“星五聚餐会”。起初也就几位发起人围坐一桌商谈政局国事，后来参加的人越来越多，两张桌子都坐不下，不过参加聚餐的主要还是以工商界人士为主。我因为工作的关系没有一直参加，但这个聚餐会却延续了很久。“星五聚餐会”起初在上海。重庆成为陪都后，“星五聚餐会”的很多成员也随各类机构的西迁来到重庆，聚餐活动不仅没有间断，抗日战争更激化了每位民主人士的爱国情绪，聚餐会的政治性开始加强，大家在活动上经常情绪激昂，互相交换对国家命运的看法，我也在活动中结识了更多富有爱国热情的有识之士，他们运用自己的声望和个人能力，为推动当时的民主运动作出了很大的贡献。